日前，以“危机、转型、创新、动力”为主题的“首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据悉，本届论坛正值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恢复建院三十周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国务院参事夏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魏尚进，高盛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区副主席哈继铭，中国银监会国际部主任，雷曼兄弟原宏观经济学家范文仲，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赵扬，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部主管丁爽，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等经济、金融学家纷纷亮相，为中国改革献言献策。吴敬琏:转型成效不大源于“体制性障碍”

　　针对现阶段改革的难点，吴敬琏表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成效不大源于“体制性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有效的办法，是在稳定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切实推进改革上，尽快建立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吴敬琏还表示，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为推进经济改革赢得时间: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停止回报过低或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和重整，释放风险;停止刚性兑付;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再辅之以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是能够做到的。”

　　他强调，转型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切实推进改革，包括从简政放权到制定市场进入的负面清单和对政府授权的正面清单，金融改革的全面深化，财政改革的完善，价格改革的展开，国有经济改革亟待加快，以及建设自贸区，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等。

　　夏斌:改革需保住两条底线

　　夏斌认为现阶段国内市场预期不明朗与媒体传递的判断有关，尤其是股市的震荡和汇市的波动。“现在市场一点不领情，近半个月市场更是信号紊乱，市场都说改革要来但没来，市场等不及改革，这引起市场紊乱，引发投资风险偏好下降，特别是影响犹豫投资者的投资预期。”

　　他还认为应对改革抱有信心，大步向前，“即使增速只有6.5%，但是在大国经济体内，还是绝对的高增长，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很大，只需保住保障就业和居民收入水平不下降、避免爆发系统性风险这两条底线，政府就可以进行大刀阔斧改革。”

　　刘世锦:减产能是中国最突出的问题

　　“减产能是中国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效益持续下滑，接下来就是金融风险加大的问题”，刘世锦称。对此，他建议建立减产能配额制度，“各个省等比例发放下去，但允许配额之间进行交易，同时给出一系列政策，包括可以通过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到社保基金，来解决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等。”

　　此外，魏尚进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非结构性因素。中国需要稳定金融业和刺激需求化解资本流出风险，坚持宏观审慎制度来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巩固金融系统来降低货币贬值风险。

　　而哈继铭在谈到股市时表示，中国股市6月份以前上升，政府所起作用比较大。对于人民币汇率改革，哈继铭预测，等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会否将人民币纳入SDR(特别提款权)之后，中国会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包括降息降准。

　　对于中国改革，赵扬则认为消费率上升是最大的动力。

　　他表示，中国的消费率大约是52%，全世界平均是75%，这是全球罕见的低消费率。“52%当然是有统计数据上的误差，如果做一些专业修正，中国实际消费率按照国际口径可能在60%左右，但也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我认为未来消费率每年能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范文仲:当前不是中国“最糟糕的时期”

　　范文仲表示，当前远不能称是“最糟糕的时期”。“我们远远经历过比这个更糟的时期，上世纪90年代初的治理整顿时期，我们面临高通胀、负经济增长的风险;再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时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坏账严重，外部统计达到20%以上，但是我们都挺过来了，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

　　回顾历次经济破局，上世纪90年代的证券市场重启和浦东开发为增长注入动力;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中国加入WTO以及房地产、商业银行改革，使得中国再度迎来十年黄金期。“因此有一定经济增长的压力并非坏事，因为改革都会改变既得利益，反而压力会给予我们更大的发展动力，因此当前是中国经济转型积蓄力量再出发的重要时期。”

　　然而，此时改革和增长动力从何而来?范文仲指出，这需要从经济分析手段进行考量。“如果仍用凯恩斯"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理论，便无法找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因为投资增长会造成结构恶化，进出口当前为负增长，消费一时仍难以主导。”范文仲称。

　　“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型是一个短期的经济分析框架。真正要说长期增长，应该用新古典的增长模型，即索罗模型(SolowModel)，它的经济增长是根据L(劳动力)、K(资本)、A(技术)这些长期的要素来推动的。”

　　范文仲表示，从劳动力L而言，当前人口红利在减少，维持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将会使得人口结构进一步恶化，老龄化的问题会加速到来。“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做一些调整，全面放开二胎或在酝酿，这对国家经济增长动力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革决策。”

　　那么资本K从何而来?“就是通过改革把以前没有利用的这些经济资源明确产权，建立要素市场，使它变成资产，然后引入金融杠杆，使其可抵押、可贷款、可投资，把资产变成资本，那么这个K就有了。”

　　至于技术A，范文仲认为互联网信息科技对经济技术的影响到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好比又一次工业革命的前夜。

　　丁爽:人民币不具备大幅贬值基础

　　近期，全球对于人民币贬值预期升温，丁爽表示也感受到了这一预期，“在欧洲、美国、新加坡，90%的投资者都预期人民币要贬值。”不过，丁爽认为人民币没有大幅贬值基础。

　　他表示，即使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在过去12个月涨了12%~13%，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出口增长还是快于世界平均水平，从这个角度看，还不能说中国已经失去了竞争力。

　　从资本流动而言，如果资本流出很大，其至少在短期内会对汇率造成压力。但他也表示，从实际的风险对冲的角度，资本外流是有一个限度的，最可怕的是投机性的外流，这是没有任何上限的，“但是中国并未开放资本账户，而且最近央行所采取的行动也是对于投机性的资本外流实行了更严格的管控。”

　　林采宜:美元在三年内将维持升值大趋势

　　由于8月11日人民币“一次性”贬值，全球资产配置的需求进一步凸显。尽管人民币大幅贬值预期有所减弱，但从理财角度而言，未来的趋势又应该如何把握?

　　林采宜指出，“大类资产配置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国别配置，其实选择标的不如选择经济体，所以从目前来看，美元资产是目前宏观周期下最推荐增持的一个资产品种，因为国别配置首先必须涉及到一个最重要的函数，就是汇率问题。”

　　她表示，美元在未来的三年会持续保持一个升值的大趋势。首先从全球货币政策分化的角度来看，目前的状态是全球皆松，唯美国从紧;从长期角度来看，货币汇率的长期走强需要三个条件，一是相对快的生产率提升，二是从紧的货币政策，三是相对高的风险偏好。

　　第二，短期利率的上升趋势也已经形成共识;第三，风险偏好在促使美国的企业信贷回升。“美国经过五年的去杠杆，现在它整个的企业、家庭负债率已经降到危机以前的平均水平以下，它的经济扩张的空间是相对比较宽松的。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现在企业的负债率是非常高的。一个是去杠杆结束、可以加杠杆的开端，另外一个是在去杠杆的过程当中，这一松一紧可以看出来两种货币汇率的基本走势。”林采宜分析称。

　　不过她也强调，8月11日后，央行维护人民币汇率的能力是强劲的，且最后贬值预期也已经减弱，加之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可随时调整，这是非常有效的控制手段。“这种情况下，虽然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和美元之间是既定的，但其幅度和节奏还是可控的。”

　　沈建光:国内对TPP的解读有点负面

　　对中国而言，改革和开放从来都应该同步推进，加入WTO是中国融入全球贸易的一大跃进，而眼下的另一大热词则是TPP。

　　“TPP是美国很明显的"重返亚太"战略，但目前的解读有点太负面。我个人看法是，现在对TPP应该是作为一种动力来处理，所谓的TPP对中国的威胁还非常遥远。”沈建光指出，美国国会在通过TPP上面临阻力。

　　此外，沈建光也表示，“当时中国政府加入WTO压力是巨大的，认为加入WTO就要对美国开放农产品、金融和汽车市场，这三个行业都是灭顶之灾。但是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这三个领域在中国发展的都非常快。进入WTO后，中国变成了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不过，沈建光也表示，“除贸易外，美国逐渐发现有很多投资方和服务贸易的规定，在WTO中没有硬性规定，所以TPP是一个新的规则，主要跟服务贸易、投资环境有关，这里包括国企体制、仲裁，都做了巨大的改变，而这个方面也表明中美大国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

　　(记者李思根据“首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发言整理)

　　来源：上海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