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前期稳增长政策陆续显效,中国经济短期内仍难见大的起色。
新近公布的11月财新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一升一降,其中制造业PMI录得48.6,较10月回升0.3个百分点;服务业PMI则由10月的52.0降至51.2。两相合计,11月财新中国综合PMI反弹0.6个百分点至50.5,四个月来首次位于荣枯分界线上方。
11月国家统计局制造业PMI下降0.2个百分点至49.6,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2.8,比10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与财新中国PMI恰好相反。
财新智库首席经济学家何帆认为,整体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经济结构仍在优化。未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继续保持协调,尽量避免实施大规模刺激。
近期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被视为中国宏观调控由总需求管理为主向供给侧转变的重要信号。不过,申万宏源首席经济学家李慧勇认为,目前经济仍在底部运行,供给侧改革仍需需求管理保底。
走势分化
11月,财新中国PMI和国家统计局PMI走势再次出现分化,且分化程度有所扩大。
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和国家统计局制造业PMI虽同处收缩区间,但趋势上一升一降。各分项指数亦分化明显:财新中国制造业PMI中,产出指数结束了此前6个月的收缩状态,落在50的荣枯分界线上;新订单指数略有回落,新出口订单指数连续第二个月回升,并进入扩张区间,显示外需明显好转,内需依旧低迷;就业指数虽仍低于50的荣枯分界线,但有所改善。而国家统计局制造业PMI中,生产指数、新订单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均出现下滑。
两个服务业PMI均处扩张区间,同样走势相反。11月财新中国服务业PMI下滑0.8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则提高0.5个百分点。分项数据中,财新中国服务业PMI新订单指数回落,就业指数虽有下降,但仍处于扩张区间;国家统计局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新订单指数出现明显回升,从业人员指数下滑,继续低于50荣枯分界线。
样本企业的规模差异已不能解释两个PMI的背离。统计局制造业PMI 中,大型企业PMI为51.2%,比10月上升0.2个百分点,在扩张区间企稳;中、小型企业PMI则分别下降0.4和1.8个百分点,继续低于临界点。
海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姜超认为,两个PMI的背离应从样本行业上来解释。国家统计局PMI样本中,传统工业占比较高,因而生产、需求均大幅走弱,导致PMI持续下行。
分行业看,不同行业制造业企业分化愈发严重。国家统计局PMI中,16个制造业行业有7个行业环比上升, 9个行业环比下跌,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已跌破40,创2008年10月以来最低。
尽管走势存在差异,财新中国和国家统计局制造业PMI都处于收缩区间,显示制造业形势总体低迷。这与近期高频数据表现相符。尽管受去年同期APEC会议期间企业停产影响, 11月六大发电集团日度耗煤量同比降幅仍在10%左右,并未出现明显收窄。多家机构预计,11月工业、投资等增速仍将下行。
经济持续承压,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受制造业持续下行的影响,一些与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景气指数也开始出现下滑,进而影响到其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财新中国PMI中,尽管服务业用工继续小幅增加,但仍不能弥补制造业用工下滑,综合用工规模连续第六个月出现下降。国家统计局PMI中,制造业、服务业用工指数均处于收缩区间,延续回落趋势。
华泰证券宏观分析师张晶认为,经济低迷开始传导到就业,就业恶化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加码的重要导火索。
改革转向供给侧
下半年以来,各项经济数据频频大幅低于预期,近期PMI数据虽有改善,但经济下行压力仍难言减轻。
前期出台的稳增长措施,效果逐渐释放,但与以往相比,效果已大打折扣。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认为,由于实体经济投资意愿有限,稳增长政策并未带动总需求回暖,经济下行压力依然严峻。小型企业景气度已经降至2012年有季度数据以来最低位,经济疲弱环境下中小企业经营状况日趋困难。
“经济增速迫近底线,宽松政策需显著加码。”他称,“十三五”规划建议确定的未来五年经济平均增速底线是6.5%。今年前三季度增速维持在7%左右主要依赖金融业,考虑股灾以后金融业增速放缓的冲击,如果实体经济部门增速继续下行,经济增速将在未来几个季度迫近底线。未来宽松政策将显著加码,特别是在提高实体经济投资意愿方面,一方面需要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直接支持项目推进,另一方面需要提高地方政府投资积极性。
三季度以来,公共财政支出月度增速均维持在25%左右。张晶认为,由于财政预算的约束,11月和12月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速将会回落。专项金融债的加码有望为财政支出分担一部分压力,财政收支矛盾依然将继续存在,不排除政府通过类似于专项金融债的其他渠道来增加财政支出。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制造业产能过剩、房地产投资不振和金融风险上升。研究人士普遍认为,考虑到中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如果继续靠惯用的总需求为主的宏观调控方式来应对,效果不会太明显。近期高层频频提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被视为宏观调控方式将发生变化的重要信号。
何帆表示,从国际经验来看,供给侧改革的例子主要包括20世纪80年代英国和美国的改革实践,三个主要的改革措施为减税、放松管制和国企改革。英美两国通过实施改革,将国民经济从滞涨的泥潭中拖出,为英美两国经济长期增长打下基础。当前,中国面临复杂的结构性问题,亟须用新的思路和新的措施加以应对。未来,中国政府应借鉴成熟经济体的经验,从供给侧入手,减少政府干预,激发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保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顺利实现。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降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等四方面内容。李慧勇认为,这主要着眼于两方面:一是针对旧经济,淘汰过剩产能、房地产去库存和国企改革;二是针对新经济,促进供给带动需求,包括基础技术创新、优化投融资环境和培育企业家。
来源: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