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制改革必须把握好节奏、力度和市场可承受度的关系，稳步推进。一味操之过急地抢时间，不免得不偿失，不仅将有违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发力”的现实需要，反而有可能事与愿违。
尽管“供给侧改革”已成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的一个高频词，但是，以此而推断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正在转向，显然不过是一种习惯于揣摩长官意志的学术男们手中的风转转在作怪，并不能真正代表顶层设计对经济改革发展大政方针的正确诠释。
供给侧改革应运而生“供给侧”改革作为一种改革理念，它的应运而生应该说有其历史必然性。尽管如此，对这一理念也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具体对待的必要，不应该让它成为中国式“供给学派”自己给自己涂脂抹粉的资本。所谓“新供给学派”以梳理和考察西方传统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与非凯恩斯主义的学术进展和政策主张的得失为基础，并面对中国的国情与实践，所提出的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的主张，对有效化解“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等潜在风险，或不失为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建设性意见。不过，正如凯恩斯所言，经济理念“很危险，可为善，可作恶”。美国学者杰夫·马德里克也说：“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才是恐怖故事的源泉”。中国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更是告诉我们，实现新一轮经济健康发展与质量提升的关键在于改革和发展方向的可持续，而不是翻烧饼。翻烧饼只会自己烤糊自己，可持续才是实现既定改革和发展目标的必由之路。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曾经流行于解放区的口号，六七十年代一度成为计划经济色彩非常浓郁的流行词。1970年代末的农村联产承包、1980年代的企业承包，尽管颇有一点供给侧改革的风格，不过，其时中国经济学界并未大规模流行供给学派。大约从1995年以后，中国才在改革开放中走向了需求侧。这与凯恩斯理论在中国的流行却不能说没有关系。所谓“以政府投资来拉动GDP”，说穿了，也就是“为消费而消费”，“为增长而增长”，“为GDP而GDP”。而在GDP终于从连续数年的两位数增长发展到如今的保持6%以上7%以下也不免有点勉为其难，既然已经说明单纯的“为GDP而GDP”确实到了再也不容易行得通的时候，那么，能不能因此而翻烧饼，完全采纳所谓“新供给学派”的意见，从过于片面地追逐“需求侧”一个翻烧饼就翻到另一个更片面的“供给侧”极端呢?现在看来，国家比较审慎地选择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两端发力”。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辩证的否定之否定。兜了一个大圈子，重新又回到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向。
目前中国的实情，其实很难说得清重点的需求究竟是在于“供给侧”还是“需求侧”，而是何者的发力更适合当前的中国国情的问题。以钢铁建设为例，它在相当一个时期充当的是满足需求的“供给侧”功能，只是在基本建设和楼房建设开始出现较大程度饱和的情况下，它还在开足马力过剩生产，满足供给的功能荡然无存，就只剩下已经成为莫须有的所谓引导消费和促进消费的功能了。很多城市的楼房建设也是这样。这就是说，当前的中国，一方面在某些方面依然存在着投资拉动消费的需求，另一方面，供给侧本身加快改革的需求凸显了出来。如果不能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改革，那么，提高供给侧体系结构质量和效率，化解过剩产能，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防范金融风险，走出经济下行压力，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根本不可能达到，也无法达得到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增强企业长期发展的活力，注重经济长期持续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注册制改革须稳步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需求侧还是供给侧的改革，它成功与否的关键都并不在于行政调控是否更有力，反而更多地在于市场主导的是否能真正到位。在这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指导方针，同样也适应于此。这也可以说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并不主张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单兵突进，而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两端发力”的道理之所在。市场本身是在变化和演进之中的。经济有时候需要“创造性破坏”，需要破旧立新。这种创造性破坏即使只是在经济领域的小范围发生，每次发生的时候，也总会有人从旧的产业转向新的产业。政府的角色就是确保工人能够得到培训，当他们失业的时候可以获得再教育、再培训，这样就又可以找到下一份工作。如果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过度干预，就难免会造成人们没办法离开旧的行业从而走向新的行业。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之所以并不意味着需求政策的退出，是因为供给和需求应该是相互配合互为促进而不是互相对立和互为否定的。供给侧改革能创造需求，需求侧的减税等政策也能反过来为供给侧改革提供宽松环境。对于未来的中国经济来说，从工业主导到服务业和金融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型，不仅意味着任何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都必须以市场需求为方向，真实且真诚、积极而主动地采取全新的改革理念和市场实践而非仅仅依靠物质性生产资料与生产手段的占有来寻求市场支配资格，不断使自己在合规经营方面的地位从边缘化提升到中心化，从而较为完整而完善地实现可持续性转型和稳健发展，体现企业“通过满足市场所反映的社会需要而获取合理利润”的历史使命，而且，从供需两端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的需要来说，以创新供给带动需求扩展，以扩大有效需求倒逼供给升级，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互为支撑、互促共进，也需要未来的结构性改革和创新更多地侧重于基础性的体制机制改革。就此而言，鼓励金融创新，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无疑将是当务之急。
目前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有序开展，有关部门正在组织研究与注册制相关的配套规章和规则。至于在时间上是早一点还是稍晚一点，则并不是最主要的。重要的是，与国际成熟市场及实体经济发展要求相比，我国证券市场在产品结构、市场结构、投资者结构和市场交易制度、系统性风险防范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不久前发生的股灾更是告诉我们， 影响稳定的主要因素表面上似是投资者信心不稳，其实，从根本上说还是市场“重融资轻回报”的问题。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来看，无论是注册制在什么时候推出，决定其成功与否的前提条件都不可能是什么别的，而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不是真正放到了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注册制改革必须把握好节奏、力度和市场可承受度的关系，稳步推进。一味操之过急地抢时间，不免得不偿失，不仅将有违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端发力”的现实需要，反而有可能事与愿违，甚至发生与初始目的格格不入的更大偏差。
来源：金融投资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