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2016年11月9日下午，北大国发院举办第72期【朗润·格政】，本期主题为产业政策思辨会，由北大国发院两位创始教授林毅夫与张维迎就产业政策的利弊及学术逻辑现场阐述和论辩。思辨会由北大国发院教授黄益平主持。

　　本文为现场论辩部分张维迎教授对林毅夫教授观点的回应。文章根据速记整理，经本人确认。

　　林毅夫产业政策六步甄别法，第一步就有问题

　　张维迎：毅夫刚才回应了我对他的批评，有些我不理解他在讲什么，回应起来比较难。我先倒着回应他理论中关于产业政策的六步甄别法。我演讲中针对的只是他的第一步，没有讨论其他的，因为第一步如果错了，其他也就没意义。

　　我列举的那些候选国家，是按林毅夫自己说的标准统计出来的全部可侯选名单，他理论中的标准是目标国的人均GDP比追赶国（如中国）高一倍左右，我用了1.8到2.2倍，他刚才又现场改成三倍了，这也可以，但我事先不知道。这些国家或地区都是按毅夫的标准找出的，比照的时点分别为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我们可以按照林毅夫的建议，从这些国家里再找要素禀赋跟我们差不多的，然后再找发展成功的。按照我统计的出来的这个名单，侯选国家里显然找不出中国要模仿的对象。

　　林毅夫：比较优势是动态变化的，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这个国家必须发展很快。

　　张维迎：所有符合人均GDP对照比例的国家都列出来了，发展快的和发展慢的都在这里，你不可能超出这个名单挑选。如果你要找发展快的，与人均收入没有关系，你的标准就应该哪些国家增长最快，就跟哪个国家学。但你最初的标准是说人均GDP是中国的两倍左右，你的文章白纸黑字这么写的。

　　林毅夫：第二句话是发展非常快，两个条件都要有，你不能把“发展非常快”去掉。

　　政府做知识产权保护、搞基础设施建设，不属于产业政策的范畴

　　张维迎：我说产业政策注定失败，你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因为中国有产业政策，所以张维迎认为中国注定失败。你这是什么逻辑？这完全是两个问题。一个国家失败的政策很多，但仍然可以取得成功。中国过去30年的伟大成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是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国际化的结果，不是产业政策的成功。

　　你说政府可以帮助解决企业好多的但问题，这我不反对，政府当然要帮助企业解决问题。我不是反对政府有作为，也从来不反对政府帮企业解决问题，我一直讲的是政府首先不要给企业设置障碍。也不要先施加障碍，然后再帮助，就像先把一个人的嘴封上，不让他自己吃饭，然后每天给他打吊针输营养液，还告诉人家，要是没有我帮助，你肯定活不下去。网约车就是最新的案例，各方面好像都在找有关政府部门甚至高层帮忙，但如果没有那些不合理的规定设置的障碍，是没有必要找他们帮忙的。

　　我呼吁的是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每一个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社会创造价值。政府就应该把不利于企业精神发挥、不利于社会财富创造、不利于消费者享受利益的障碍去掉。不能因为说政府有时候也在帮助企业，就因此推论出产业政策是正确的。

　　你讲专利保护，我从来也没反对过专利保护。我是高度拥护知识产权的人，当然也呼吁物质产权的保护。这都是我一直强调的。如果把产业政策扩大到专利保护、基础设施，就违背了我对产业政策的定义。我再重复一下，我定义的产业政策就是：政府出于发展或其他的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歧视性对待和选择性干预。

　　不能因为政府供应了鸡蛋就说如果没有政府，老百姓吃不上鸡蛋

　　张维迎：我们要讨论的是产业政策是不是有效，而不是产业政策是否存在，你不能总罗列哪一个国家实行过产业政策。实行产业政策的国家或地区很多，错误也很多。人类历史上犯错非常多，不能因为所有人都犯错就说这个错误不是错误。我分析的结果是，由于人类的无知和无耻，产业政策注定要失败。成功是偶然，失败是必然，你要回答我的问题，而不是绕圈子。比如说，如果你说人类没有我想得那么无知，或者你有办法解决人类的无知，这是回答我的问题，但你要证明给我。

　　你能设计一个激励机制，然后政府官员没有办法从中寻租？你能制定一个产业政策，然后真的让全人类均衡地受益，而不是某一个制定者获得更大的利益？你不能！所以你举历史上再多的例子，对我和听众来讲都没有说服力，因为这不是论证问题的方式。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国家老百姓吃的所有鸡蛋全是政府供应的，你能由此就证明没有政府大家就吃不上鸡蛋吗？政府供应鸡蛋这个事实本身，就是问题所在，为什么鸡蛋不让企业家供应？你不能因为政府能供应鸡蛋就说政府有为，产业政策有效，没有这样的逻辑。

　　另外，你和剑桥大学张夏准教授的辩论，他批评你，我也批评你，我们都批评你，可不等于我就支持他，我认为你们两个都错了。你们只是快步超越与慢步超越之争，我要说的是优势产业不需要政府来发展，应该交给企业家去做，只有企业家知道做什么是最有效的。

　　产业政策是豪赌，失败概率高，代价大，远不如企业家分散决策

　　张维迎：毅夫刚才提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华为的任正非，这是企业家精神的证明，不是政府官员目光远大的证明。任正非是我定义中的企业家，所以他知道自己有什么短板，他告诉政府官员现在信息产业什么情况，已经进入无人区，这恰恰说明一系列的现实企业家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恰恰说明政府没有办法出一个产业政策来指导他们做什么。

　　我刚才讲过，政府出产业政策和企业分散决策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产业政策是一个豪赌，企业分散决策不是。华为可能因为自己豪赌而跨掉，但那一定是因为有新的更好的企业来替代它，与政府政策失败完全不同。一个大企业始终是老大未必就是好现象，我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最好的100家企业排名变化率越快，说明这个国家经济增长越快，排行榜老是不变反倒是一个问题。

　　政府在市场当中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

　　张维迎：我认为在市场当中，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这个权利当然包括基本的人权、财产权和知识产权。

　　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础。但现有的所谓市场失灵是市场理论的失灵，包括垄断导致的失灵，外部性导致的失灵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失灵，现有的这三种失灵都是理论的失灵，跟市场失灵没有关系。你如果要证明市场失灵，那得发展新的理论，也许有一天你会成功，但现有的市场失灵理论都站不住脚。

　　产业政策的支持者总是用外部性证明产业政策的正当性，认为外部性问题需要政府解决。我不否认外部性的存在，恰恰相反，我认为社会中的外部性无处不在，只要是有两个人以上就有外部性。我讲的是外部性问题不构成政府干预的正当理由。比如说我发表一个观点你不喜欢，这就叫负的外部性，我发表一个观点你喜欢就是正的外部性。但能不能由于我发表一个观点你不喜欢，政府就应该干涉我说话呢？我觉得不应该，因为这是我的权利，发表不同的意见是言论自由的权利，《宪法》里面写得很清楚。但如果我辱骂你，让你觉得不舒服，甚至晚上睡不好，也给你带来负的外部性，就需要政府和法律的干预。同样是负的外部性，为什么后者要干预而前者不能干预？因为后一种情况下，我侵害了你的尊严和名誉权。所以政府是要保护个人的权利，而不是解决一个个的外部性问题。

　　环境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政府当然要管，但这不是因为外部性问题，而是因为权利问题，污染已经侵害了人们呼吸新鲜空气和安全用水的权利，就像在别人家的锅里放毒一样，政府当然要制裁投毒的人。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外部性与权利保护的区别。不要因为对外部性理论的误读而给政府的不当作为找理论支撑。（王贤青 整理）

　　来源：搜狐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