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在增长速度趋降的情况下，新旧动能交替的现象十分突出，不仅每增长1%包含了更大的绝对量，而且7%不到的增长率内含了比过去质量更高的经济总量。其内在的动因是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促进经济分化的趋势不断增强、程度不断加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资源配置扭曲的状态不断得到修正，产业转型升级的效应也不断地显现。
从区域增长格局看，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强势企稳回升，但东北和中西部一些地区依然困难重重，处于冰火两重天中。从产业部门看，总体上低端技术、低附加值的、高消耗的实体制造部门衰退明显、步履艰难，但高技术产业部门、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一枝独秀，亮点频繁闪耀。2016年，仅采矿业、高耗能行业的生产增速回落幅度较大，而高技术产业则以近似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其中医药制造业、计算机、通信等制造业增长尤快。这种经济分化，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进入新常态的表象是速度降低，本质特征却是有增有减、有上有下：有效益、有质量、有环保的速度上去，而无效益、低质量、污环境的速度降下去。这是贯穿发展新常态下经济新旧分化的基本逻辑。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2016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名义增长8.1%，尽管投资增速趋缓，但结构持续优化：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0.9%，比第二产业高7.4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5.8%，增速快于全部投资7.7个百分点。科教文卫领域投资比上年增长19%，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8.3%。同时新动能的发展力量不断积蓄，工业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1.7%，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1.4%。
第二，新常态下结构变化的表象是比重和数量上的变化，本质特征却是结构优化下的提质增效：一是服务业增速继续快于工业，形成了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2016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6%，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1.8个百分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左右。二是工业内部高附加值、低消耗、低排放产业的比重持续上升，技术含量不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5%，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高4.5个百分点。三是工业企业效益明显好转。主要表现在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4.9%，扭转了2015年利润下降2.3%的局面，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达5.97%。这些都体现了6%多一点的增长速度，要比8%以上的速度质量高、结构优，是转型升级要实现的主要目标。
第三，新常态下发展动力变化的表象是投入要素的转换，本质特征却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依靠增加要素投入获得的增长并不能持续，更持久、高速的增长，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进。目前我国经济增速放慢的背后，其实是全要素生产率不断降低的结果。而某些替代性的新动能的不断涌现，则是这些领域全要素生产率迅速上升所致。未来，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即在既定要素投入下推动产出持续地增进，需要扭转要素配置扭曲，实现资源从低效率企业、部门、地区，向更高效率的企业、部门和地区移动；同时根本上还是要靠密集的研发投入和高强度的技术创新。
比如，2016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广东和上海，经济发展新动能就是源于新产业的崛起：2016年广东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76.3%、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45.2%;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以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3%、18.3%、19.9%。上海则主要得益于自贸区改革红利不断释放，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特别是金融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如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9.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70.5%。其中金融业增加值4762.50亿元，增长12.8%。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1618.58亿元，增长15.1%。
经济分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长速度高位下行后的必然结果。因为：
第一，在高增长的繁荣时期，受快速扩张的需求拉动，资源往往会根据盈利信号向高收益的产业集中，这种投资的趋同，必然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同构化。在进入需求收缩的增长周期里，过大的产能便会争夺不断缩小的市场容量，表现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的格局，残酷的市场竞争必然带来产业内、地区间企业的业绩分化。这是无法避免的。
第二，在高增长的繁荣时期，受急速扩张的需求拉动，产业内的每个企业都可以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都可以生存下去而不被强制逐出市场。“只有潮水退却时，我们才会发现究竟谁在裸泳”。但在需求低迷、产能严重过剩的产业中，只有效率高的企业才能续存下来，出现“市场份额向品牌企业集中，效益向规模企业集中”的分化现象。
第三，在高增长的繁荣时期，巨大的市场需求使产业内的企业不需要通过创新，甚至不需要提升成本效率也能安然无恙地生存。而在需求低迷时期，有的企业会为资源寻找新的去处，从事新产品、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有的成了僵尸企业，缩头冬眠；有的则停留在原处等着熬着，指望着什么时候经济景气度上升。这些情况形成的分化趋势，显然是市场规律使然。
推动经济加速分化，是推进发展新动能崛起的出发点和前提。在择优分配的规则下，如果严重的过剩产能不能消除，僵尸企业不死，效率差的企业不能顺利退出市场，市场就不能出清，就要继续占用或者消耗物资资源、信贷和市场，而优秀的企业就不能获取更多的发展资源，发展的新动能就不可能崛起，最终阻碍的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因此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让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竞争，加速经济分化，形成新的经济结构，实现新的高水平的市场出清。这意味着分化越快越好，为经济增长寻找到新的边际动力，才能节省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时间，最大限度地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
既然经济分化不可避免，既然分化有利于中国经济进入最佳的调整和增长的轨道，那么对于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来说，与其抱怨现状，不如思考行动；与其苦熬，不如苦干。从抱怨经济分化和消极等待，全面转向埋头苦干、主动推进经济分化，重要的是要认清形势，提高思想认识和明确政策取向：
第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度，全面理解、认识和处理现阶段的经济分化问题。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现阶段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使命。促进经济分化，就是实现这一使命的具体的发展手段。在战术上，要通过推进经济的迅速分化，最大限度地降低发展的社会成本，以短痛换取忍受长期的折磨。
第二，要主动适应新常态、重视创新和提升质量效益。实践证明，凡是主动适应、引领发展新常态的，重视创新和质量效益的地方和企业，其发展态势都比较好；反之，压力和困难就会比较大。这一发展新常态目前正在深化。未来我国将不断冒出更有活力的地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但同时有些地区、行业和企业日子也会越来越难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和行动准备。
第三，推进经济分化的根本原则，在于破除预算软约束。软预算约束机制是市场出清的主要障碍，是阻止经济分化的主要的制度性力量。预算约束不硬，就无法让资源按照市场竞争规律流动，无法淘汰落后产能和低效企业。如果市场主体在投资决策时，从不用担心失败后的退出，以及不用担忧被追究决策责任，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驱动资源自动进入创新领域，反而会使经济风险日积月累。
第四，要以精准的产业政策引导经济分化和资源流动。产业政策在现阶段的功能，应该主要定位于弥补市场失灵和失败。它的作用是要解决因市场缺陷而忽视公共利益的问题。同时也要把握好产业政策作用的方向和主要内容，重点是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在中高端共性技术、人力资本供给等方面，提升生产要素的质量，鼓励技术创新的政策氛围形成。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简介
刘志彪，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江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来源：产经快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