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基本面转好，但对于经济走势也形成不同看法。一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趋势性复苏，即所谓“新周期”；另一方认为，本轮复苏已经或者即将见项，并不存在“新周期”，当下只不过是大家见惯的“短周期”而已。本期圆桌邀请四位专家围绕经济新周期展开讨论。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周子勋
经济回暖归功于全面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自今年二季度以来，我国各项经济指标表现亮眼，但对于我国经济走势也形成不同看法。目前国内关于中国是否即将开启一轮“新周期”抑或继续探底的争辩很多。对此，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
张占斌：我观察到关于“新周期”的讨论从2017年年初就开始了，中国经济在过去6年多的时间里增速持续下滑，到今年开始有所回暖，由此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进入“新周期”的讨论。这种讨论随着上半年经济增速超出预期而达到了高潮。其实此前类似的争论也不少，比如2014年关于“改革牛”和“改革无牛市”的讨论、2015年关于“一线城市房价翻倍”与“卖房买股”的讨论、2016年关于“经济L型”和“中国经济未见底”的讨论等。
经济回暖应该归功于十八大以来各项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入推进。从2015年年底，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任务，被认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的重点。经过一年多的攻坚克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项措施全面发力，成效显著，许多领域已经发生了积极变化。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钢铁去产能已完成全年目标、服务业主导经济增长的特征更加突出、制造业不断向中高端迈进、新的市场主体竞相成长……这些实实在在的转变和提升，支撑了中国经济的不断回暖向好发展。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成绩虽然有目共睹，但仍然有很多地方需要保持战略定力，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进一步深化推进。下一步如何深入推进改革？如何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大问题。因为唯有下决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彻底扭转中国经济的重大结构性失衡，才能确保中国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未完成前，就作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周期”的判断为时尚早。从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等重要场合传递出的消息也可以看出，决策层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是十分冷静、清醒的。
张立群：中国经济已经从主要由“有没有”类型的需求主导转入主要由“好不好”类型需求主导，这是发展阶段性特征最重要的变化。其原因既有需求方面，也有供给方面。需求方面，从外部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经济从长期繁荣进入结构深刻调整、增长动能明显减弱的状态，达到新的繁荣阶段，预计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从国内看，城镇化矛盾对以住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形成的制约，缓解还需时间，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矛盾的缓解也需要时间，与快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时期比较，投资与消费需求增速均有所放缓。从供给方面看，经过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数量型扩张之后，主要产品供给能力均达到较大规模。在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变化共同作用下，市场从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市场需求对生产和供给的要求，也必然从“有没有”转为“好不好”。
周景彤：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从总量、结构、质量等方面来看，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位置由“无足轻重”转变为“举足轻重”。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多年来位居世界第一。当前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可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考察。
第一，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从人均GDP看，过去40年，中国经济跨越了两个阶段，首先从低收入阶段发展到中低收入阶段，实现了经济“起飞”，跨越了“低收入陷阱”或“马尔萨斯陷阱”；紧接着从中低收入阶段进入到中高收入阶段，即人均GDP从1000—4000美元过渡到4000—12500美元，现在正处在从中高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即人均GDP在12500美元以上）迈进的过程中。这个阶段能否平稳地走过，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能否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加入发达经济体的行列。到底能否跨越，关键取决于未来几年中国经济能否保持中高速增长（6.5%左右）。
第二，经济发展的传统优势正在衰减。随着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提高和房价上涨，近些年来我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不断上升，能源资源环境压力也在增大。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放缓，周边国家竞争日趋激烈，我国中低端产业向周边国家转移；在高端产业领域，发达经济体既有占位优势，同时也在加快制造业回归。因此，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格局处于“两头夹击”的困境之中。在政府提出的“十三五”时期的五大发展理念中，第一大理念就是创新，就是要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
第三，经济结构正在加速转型升级。尽管这几年经济增速看起来比较平稳，但经济结构的转变非常快。从产业角度看，高新技术行业、装备制造业、信息技术等产业快速发展，经济的信息化、互联网化快速推进，新型的产业、行业和业态的规模越来越大、比重越来越高，对经济增长贡献持续提高。同时，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正在和制造业形成良性互动和循环。需求结构方面，随着经济发展与人均收入提高，消费结构也在快速转型，恩格尔系数不断走低，即衣食支出比例显著降低，用、住、行以及非物质性消费支出比例大幅上升。消费理念也从过去的“求有”“求多”向“求好”转变，消费更加追求个性化、注重高品质，非物质性消费比例不断提高。
经济周期分为四个阶段
中国经济时报：在经典的宏观经济框架下，有哪几种经济周期？
张占斌：我们通常说的经济周期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经济周期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按照经济周期的不同长度划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基钦短周期（3—4年），朱格拉中周期（9—10年）和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50—60年）。
此次关于“新周期”的提法与以往宏观经济框架下的经济周期概念不同，其重点在一个“新”字。我认为，它更多是在表达一种对于经济增长前景的乐观态度和美好向往。因此，对经济周期的判断还是要慎之又慎。
苏剑：按周期的长度，可以把经济周期分为短周期（长度3—4年）、中周期（长度10年左右）、中长周期（25年左右）、长周期（60年左右）。当然，这主要是根据西方国家的经济史得到的，未必完全适合中国。
实际上关于经济是否存在“周期”现在经济学界都有争论，因为经济看起来似乎是不断出现周期性波动，但实际上每次“周期”背后的推动力似乎跟以前都不一样，所以要说出现“周期”，似乎有些牵强。而且每一次周期的长度和波幅也跟其他各次都不完全一样，在经济中不存在自然界中那种明确、规则的周期。所以好多人并不认为存在“经济周期”这样的东西。
周景彤：经济周期一般是指经济活动沿着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所经历的有规律的扩张和收缩。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表现在图形上叫顶峰、衰退、谷底和扩张。按时间长短，经济周期一般可分为短周期、中周期、中长周期以及长周期。
熊彼特以他的“创新理论”为基础，对各种周期理论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我们在经历短周期的同时也在经历着其他更长的周期：每一个长周期包括6个中周期，每一个中周期包括3个短周期。短周期约为40个月，中周期约为9—10年，长周期为48—60年。
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非新周期
中国经济时报：现在对于中国经济新周期出现与否，市场人士各持己见。对此该如何判断中国经济是否进入新周期？关键的要素是什么？
张占斌：对于宏观经济走势的判断，尤其是对于周期、拐点等重大问题的判断，不能仅从一时一域的数据来看，而应从内、外两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进而得出客观的结论。所谓从内看，就是要打开中国经济的内部结构，看看推动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或者说是“主引擎”是什么，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上半年，中国经济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超出了各方预期。过去10年，中国经济倚重的仍是“房地产 基建”的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尽管近年来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持续走高，但不可否认，投资仍是本轮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数据显示，新经济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不足三成，这说明新动能的发展尚未成熟，中国经济结构仍未实质性优化。所谓向外看，就是要观察世界经济是否已经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实现了实质性复苏。关于这一点习近平主席在9月5日主持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明确指出，当前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同步上升，世界经济进入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的关键期，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外部环境将更加复杂严峻。这说明外部环境也还没有实现好转。由此，无论从内看还是向外看，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周期”的势头都不明显。
张立群：从国内外发展条件深刻变化，经济发展特点深刻变化看，可以判断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但不能支持判断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周期。
苏剑：如果真的存在“经济周期”的话，那么是否开始了上行态势，就主要应该看需求侧有没有出现趋势性复苏的迹象。没有需求的复苏就无所谓“新周期”，这是关键要素。在这里边，所谓“新周期”的形成可能来自三个方面：消费的自发复苏、投资的自发复苏以及出口的复苏。目前的“复苏”主要是由于出口的复苏，是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在中国经济中的反映。
周景彤：从目前情况来看，很难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所谓的新周期。始于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景气企稳回升，是由“双引擎”（即传统动能和新动能）拉动的，如果说过去几年，以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等为代表的新产业、新业态，在政策驱动和市场主体主动调整两个因素的推动下，增长一直比较快的话，那么去年以来以钢铁、煤炭、水泥、有色金属等行业为代表的传统动能的突起，主要是近一年来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增长和房地产投资的不断加快，带动了能源、原材料需求大幅增加，加之去产能政策的推进，使得这些行业的供给相对减少，短期内需求的绝对增加和供给的相对减少，使得行业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结果就是PPI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由负转正、由低转高，价格涨了，效益好了，增强了这些传统行业的企业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和信心。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但未来，传统动能预计将会减弱。由于经济还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依然存在。
市场上有人通过库存变化，判定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周期。这个判断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没有分清楚最近的库存变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库存的增加还是减少，在经济上行期和下行期都有可能出现；二是把过去的经验拿来分析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前景。问题是，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结构和动力机制等与过去早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适用的分析框架和经验，许多在今天和未来也能变得毫无用处。
当然，中国经济新动能还在持续发力，即使未来传统动能有所放缓，中国经济总体上还将保持较快平稳增长。
与其讨论新周期，不如培育新动能
中国经济时报：市场上有观点认为，“新周期”存在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有没有越来越多的伟大公司涌现。对此怎么看？
张占斌：贫瘠的土壤培育不出高品质的作物。伟大企业也自然离不开适宜其发展的环境。实践已经一再表明，仅靠政府大规模投资的“独舞”是无法开启“新周期”这台“大戏”的。充分调动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积极性，让他们随着改革的春风“舞动”起来，才是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关键。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提高为企业服务的水平，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使企业可以“甩开膀子”心无旁骛地放心干、安心干。
近年来，随着服务业快速发展，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步伐不断加快，催生了各种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推动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质量效益不断提升。我们一定要着眼未来，把眼光放在诸如AI、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以及移动支付、分享经济等新型商业模式的成长上。这样，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才能真正形成。
令人欣慰的是，在新技术、新动能发展层面，中国在本轮全球竞争中并没有落后，在某些领域还走在了前面。这都充分说明我们有能力也有实力站在时代发展的潮头，创造更多机会、拥抱全球化。中国经济需要的不是一个“V”形反转，而是一个企业效益和实体经济回报率不断上升、整体负债率不断下降的经济生态环境，只有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才能孵化、生长、培育出更多有世界竞争力的伟大企业。
所以，与其讨论“新周期”是否到来，不如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培养好新动能。毕竟，这才是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
张立群：新阶段、新常态，是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市场竞争的倒逼机制，会推动在质量效益、清洁生产方面具有更高水平的企业，不断脱颖而出。
苏剑：我同意这个观点，“新周期”有没有不重要，关键还是自发性动力有没有出现。“伟大公司”也未必就那么重要，有些国家就靠小企业支撑，经济状况也不错。但如果硬要对比，那么我认为“培育伟大企业”肯定比“调控经济周期”重要。
周景彤：这个问题本身就隐含着错误的假设：一是伟大企业是培育形成的。二是培育伟大企业与调控经济周期是相冲突的。正像我国目前的情况一样，当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成本上升、环保压力增大、比较优势衰减，以往能赚大钱的产业、企业，会因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得经营越来越困难。如果企业不能随着经济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战略，加快创新，提供更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必然会被时代所淘汰。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企业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不断开拓，创新出新的商业模式、提供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逐步成长为伟大的企业。比如美国的GE就是这样一家企业，中国的华为也是如此。
可以观察到，许多跨国大企业，尤其是能守住百年基业的伟大企业，其成功的关键是自身的经营和管理，共同点就在于创设一种制度，培育一种文化，打造一种精神。在此过程中，政府要做的就是制定和执行法律，培育全社会的契约意识，打造清廉、高效和服务型的政府，培育信用体系和法治意识，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软环境。所以说，企业自身的努力是内因，软环境是外因，内因是关键，外因需要内因发挥作用。
为了实施特殊战略，政府可以扶持甚至直接出资组建特殊目的公司，通过政府投入、政策支持和企业自身努力，使其成长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大公司，这也是必要的。但这与培育伟大企业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伟大企业不是说政府拿出多少个亿就一定能培育出来的，与政府通过财政支出扶持若干领域，比如三农、小微、教育、医疗等发展，不能简单类比。如果说伟大公司代表的是一个经济体的核心竞争力，社会发展则代表的是一个经济体的良心，两者可以互相促进，但不能划等号。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