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来，我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更加明显，新旧动力转换和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面对错综复杂局面，党中央、国务院保持战略定力，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加大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的政策力度，经济增长总体平稳，结构调整取得一定进展，经济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创新活力不断迸发，全年经济增速有望接近7%。

　　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重大转折性变化

　　近两年，经济运行中的转型分化特征更趋明显，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重大的转折性变化，对于判断经济运行趋势具有中长期意义，值得密切关注。

　　(一)产业分化的阶段特征凸显

　　不同产业发展分化态势明显，新旧动力转换加快，但新兴部门尚不足以对冲传统部门的下降。一是服务业第一大产业地位确立，工业和农业占比持续下降。2015年，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占比为51.41%，而第二产业占比降至40.55%。内部分化特征也很突出，二产当中重化工业部门比重降幅较大，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最大贡献则来自金融业。二是传统和新兴产业效益分化。与消费结构升级密切相关的制造业、社会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效益都比较稳定。比如，通信设备制造业1—10月的收入和利润分别累积同比增长14.7%和24.3%。信息服务、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增长也比较快。同期，煤炭、铁矿石、油气开采、建材、钢铁、有色等六大行业利润总额累积同比下降43.2%，比去年同期减少近4000亿元，拖累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速约9个百分点。三是同行业竞争愈发激烈，产业组织正在深度重构。特别是在传统行业中，随着我国主要工业产品需求临近或达到峰值，产能新增步伐明显放缓，行业竞争格局进入存量调整阶段，兼并重组案例层出不穷，2015年三季度上市公司共发生企业兼并重组交易795单，环比增长28.43%。

　　(二)一些重大转折性变化集中出现或得到确认

　　2015年，城镇住宅和主要工业产品的历史需求峰值相继出现，劳动力供给高峰已过被进一步确认，这对于判断中国经济转型再平衡进程，展望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住宅行业重要指标均出现历史峰值。我国城镇户均住房在2013年超过1套住宅新竣工面积2013年出现峰值，住宅施工面积在2015年前11月出现负增长。尽管今年住宅需求回暖，但销售规模也很难超过2013年。二是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或需求临近历史峰值。其中，钢铁消费2000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2015年1—11月份，水泥产量累计同比下降5.1%水泥年度总产量也将出现1990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发电量累计同比仅增长0.1%，全年基本为零增长状态，为1978年以来增速最低的年份，1998年为2.8%，2009年为6.3%。千人汽车保有量超过110辆，汽车发展进入相对低增长期。三是劳动力供给峰值确认。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下降，2012—2014年期间年均降幅超过300万人。而更宽口径劳动力指标15—64岁年龄段人口也在2013年达到10.06亿的高点，2014年继续下降200万。即便综合考虑劳动参与率指标，2015年我国劳动人口峰值也被确认。

　　(三)要素空间聚集形态正在发生较大调整

　　伴随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和城市群协同程度的提升，人才、资金和技术等要素在空间上的聚集形态加速调整，中国经济版图的重塑步伐逐步加快。一是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态势出现明显分化。部分转型较早或较快的地区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对人才和资金的吸引力加强，经济增长保持较好势头，经济增长质量也相对较高。例如广东和浙江前三季度保持8%左右的增长，财政收入增幅均超过16%。转型迟滞和严重依赖资源与重化工业的地区经济增速下滑明显，产业升级步伐缓慢，地方财政困难，隐性失业问题较为突出，例如辽宁和山西的经济增速不足3%财政收入分别下降27.4%和11.4%。二是互联网、高铁和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加快了产业重构步伐。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突破了地域限制，高速公路和高铁网络则为各地深化产业分工合作、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提供了便利。三是创新区域进一步集聚。创新要素向能够提供优质市场环境和公共服务的区域加速聚集，区域间创新能力的差异已经显著超过人均收入差距。四是城市群从孤岛型向网络型演化，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内部及周边地区资源优化再配置，有利于各个城市提升专业化水平，最终实现协同发展。

　　(四)去杠杆未实质启动并伴随明显的杠杆转移

　　2015年，受金融深化步伐加快、经济增速进一步回落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社会债务占GDP比重继续上升，杠杆总水平持续增加。不过，各方面加杠杆幅度并不一致，而且杠杆转移和接力的特征较为明显。一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意愿较弱。2015年10月，受制于现金流状况恶化和外部融资条件收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减至56.8%。而国企资产负债率不降反升，主要是维系现有产能被动举债所致。二是政府和居民部门加杠杆步伐较快。2015年前10月，消费类贷款增幅超过22%，超过同期企业部门贷款增速约10个百分点，2015年全年家庭负债占GDP比重预计上升至39%左右，较去年增加约3个百分点。政府部门总的债务占GDP比重则接近60%。在企业盈利没有实质性好转之前，杠杆从企业部门向政府和居民部门转移的趋势还将继续。三是金融体系内杠杆“接力”特征明显。在全社会投资回报率下降的背景下，2013年以来受逐利动机驱动杠杆资金先后涌入影子银行、股市和债市。尤其是2015年上半年，两融等杠杆资金入市推动股价快速上涨，并形成了自我反馈放大机制，为股市后续大幅调整留下隐患。股市7月大幅震荡之后，避险动机驱动大量资金进入债市，并出现了所谓的“资产荒”。为了追求较高回报，不少投资机构提高了杠杆倍数，债券市场也出现了一定泡沫迹象。

　　(五)国内外经济互动反馈不断增强

　　过去我国是国际经济波动和政策变化的被动接受者，而现在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关联和互动效应明显增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表现会通过贸易、金融、预期等渠道对国际市场产生巨大影响。比如，今年6月底和7月初的股市波动，以及8月份的汇率形成机制调整，都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造成了较大冲击。当前，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情况下，中国已在相当程度上对全球经济发挥了“稳定锚”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深，维护全球经济的稳定，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也符合中国利益。目前我国每年对外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海外资产存量超过6万亿美元，每年出境人数超过1亿人次。因此，我国在制定和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时，既要充分考虑和积极利用我国正在增大的外溢效应，也要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负面反馈效应。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挑战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传统动力弱化，新的动力尚在孕育之中。由于传统部门比重较大，成长较快的新兴部门支撑力总体不足，还不能对冲经济下行的压力。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债务真实负担加重，企业投资意愿不强，加上严重过剩产能清理还没有实质性启动，经济增速仍未阶段性触底，企业效益过快下滑、债务风险显露和隐性失业显性化等风险依然突出。

　　(一)通缩风险并未解除

　　2015年，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国内产能严重过剩以及去库存进程加快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全年物价涨幅持续低位运行，通缩压力仍然存在。CPI同比增幅年末有所回升，但全年平均来看预计增长1.4%左右，显著低于年初预期目标。截止到2015年11月，PPI连续45个月负增长，主要工业品实际价格已经跌至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用GDP平减指数测度的全社会物价水平，前三季度增幅也为负值。物价涨幅长期偏低，特别是PPI连续为负，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抑制了企业增加库存投资和扩大产能投资的积极性。2015年1-10月，工业库存同比仅增长0.9%，仅工业库存投资下降，前三季度就拖累GDP增速0.5个百分点。另外，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增幅持续高于工业品出厂价格，部分企业因此出现大幅亏损，投资回报率迅速下降，新增投资积极性明显不足。

　　(二)企业效益大幅下滑影响财政稳健

　　今年以来，企业效益下滑幅度进一步扩大，财政收支稳步增长的难度增加。2015年1—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累积同比增长仅1%，而同期利润累计同比下降2%。其中，六大高耗能行业利润累计同比增速降幅超过了40%。由于企业效益下滑，财政增收面临较大挑战。今年1—11月，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加8%，增幅较去年同期下降0.3个百分点。全国31个省份当中，除了上海、浙江、广东和湖南四个地区的财政收入增速略高于去年同期以外，其余27个省份财政收入增速均低于去年。预算外收入降幅更为突出，前11个月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29.2%。与此同时，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8.9%，较去年同期上升8.8个百分点，刚性特征明显，维持财政稳健性的难度也因此增加。另外，尽管目前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稳定，但随着企业效益下滑，企业开工不足，加上财政支出规模受限，居民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将面临考验。

　　(三)过剩产能出清步伐迟缓拖累结构调整

　　严重过剩产能清理进程缓慢，不但拖累了企业部门的盈利增长，而且还需要不断增加新的信贷和财政资源来维系亏损企业的日常经营，进一步增加了财政和金融风险。目前制约产能出清的因素有多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出于保GDP、保税收和保就业的考虑，存在侥幸心理，都希望别的地方先清理过剩产能。二是银行不愿意不良贷款过快暴露。当前，国有银行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迫于责任追究和控制不良率的压力，不希望企业破产导致隐性坏账显性化。三是破产诉讼的受理和审理进程缓慢。受制司法诉讼费偏低、破产管理人不愿意配合、担心国有资产流失等因素，通过司法渠道解决过剩产能需要较长时间。四是员工安置问题不能妥善解决。部分需要破产清理的企业承担了一些医疗、养老等社会职能，地方政府不愿意接这个包袱。在资金筹集困难的前提下，也只有少数地方尝试将部分国有企业资产划拨社保。五是部分产能过剩清理过程涉及土地、工商、税务等方面的问题，牵扯到多方利益的博弈。

　　(四)隐性失业已经出现显性化苗头

　　2015年，就业形势总体平稳，劳动力市场供求比、城镇登记失业和调查失业率变化都比较稳定，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数量超过了全年既定目标。但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深化，部分隐性失业已经出现显性化苗头，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一是上游原材料行业盈利大幅下滑导致待岗或者裁员。在重化工业部门和资源型地区，一些重点企业经营十分困难，部分甚至依靠贷款维系日常营运，员工轮岗、待岗和工资被拖欠的现象非常突出。明年若加快过剩产能清理步伐，就业问题将进一步凸显。二是加工贸易对就业吸纳能力显著下降。随着我国各种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人民币汇率相对强势，部分加工贸易环节或者订单加快向海外转移。三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放缓，导致就业岗位可能减少，从而对农民工群体造成较大冲击。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2500多位企业家的调查，2016年企业用工更趋谨慎，预计用工人数减少的企业家占27.8%，较“增加”的比例高出6个百分点。另外，大数据监测的结果也显示，今年以来我国7万多栋写字楼、13万多个商场以及部分工业园区的就业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都有不同程度下降。

　　(五)债务违约风险陆续暴露影响金融稳定

　　2015年，伴随经济增速回落和结构性调整的深化，债务违约事件频率上升，银行贷款不良比例显著增加。2015年4月21日，保定天威集团未能兑付到期利息8550万元，成为国企债券违约第一例，也是首单违约的银行间市场债券。10月19日，中钢股份公告称将延期支付规模20亿元人民币的“10中钢债”本期利息，构成事实上的“违约”。今年4月份开始，泛亚交易所“日金宝”的兑付危机逐步显现，涉及投资额430亿元。12月8日“e租宝”在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中涉嫌违法经营活动被查，涉及平台上近500万投资人的740多亿元。当前，企业债务占GDP比重已经超过120%，这很大程度与2008年危机以后的产能扩张相关。2013年，企业资金链条紧绷导致的债务违约压力已有所显现，但由于有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债务化解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如果再不采取及时有力的措施，钢铁、煤炭、房地产等产能严重过剩或者库存高企的行业有可能成为重灾区，银行不良率也将随之快速上升。银行资本被侵蚀，放贷更加谨慎，再叠加上企业资产负债和现金流状况恶化，可能诱发内生性紧缩，进一步加大经济下行压力。

　　(六)短期资本流动加快增大宏观管理难度

　　2015年，受美联储加息、国内货币政策宽松预期升温的影响，人民币短期内存在一定的贬值压力，资本账户逆差规模不断扩大，外汇储备规模持续减少，短期资本加速流出。前10个月，我国结售汇逆差累计32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余额减少约4050亿美元。尽管我国资产负债表的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现象并不突出，但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够灵活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不够的情况下，资本短期内过快流出，增加了国内流动性管理和保持中性金融条件的难度，同时也可能影响国内外投资者信心，加大了国内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大幅调整的风险。

　　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不断加快，一些潜在的风险和结构性矛盾有所显露，经济下行压力比较明显。今年中央加大了稳增长力度，经济运行基本平稳，预计四季度GDP增速可能与三季度大体持平，全年经济增长接近7%，预期目标将如期完成。不过，由于中高速增长中枢并未确定，核心经济变量之间尚未建立新的平衡，增速下行态势仍在延续。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