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中国人从来不缺营商禀赋一样，中国经济学界向来不缺研究禀赋与求索动力。如今，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与体系变迁格局中正处于确立核心大国坐标的关键时点。中国经济能级与增长品格能否在已有基础上，迈向更高更具增长质量的新阶段，既有赖于深层次改革的推进和良性经济生态的营造，更需要以前瞻性研究确立能指导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国家经济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逻辑起点

　　这个世界上，最为复杂也最具挑战性意义的经济命题之一，可能就是中国经济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健康程度以及成功实现战略转型所需时间。

　　毋庸置疑，权威人士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分析与判断，为各级各地政府以及有关市场主体提供了观察中国经济问题的重要参照系。正如有评论指出的，权威人士的“苦心”，在于既提醒政府与社会要勇于面对经济困难，更希望凝聚改革共识，推动中国经济攻坚克难。而改革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唯一路径。因此，无论是前些年有关中国经济处于“U”形底部还是当前处于“L”形阶段的分析，其立足点和前瞻性指向，都在于提醒中国和世界：中国经济既有增长红利所剩无几或者根本就已消失，在新的增长动力被成功培育并持续表现出来之前，中国经济还将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困难期或曰系统性波动期。在此关键时刻，如果没有整体性战略把控以及配套的深层次改革推进，中国经济将很难摆脱在底部长期停留的格局。

　　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复杂问题，表面看来是既有经济增长动力衰减造成的，其实质原因在于未能实现经济战略转型，使得能够有效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性动力不充分。如今，中国经济规模已超过10万亿美元，且是承载着民众最多期待的超级新兴经济体。而这样的经济体，还面临着诸如内外经济失衡、“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福利效应不高、外部战略挤压加剧等一系列风险或难题。显然，要驾驭这样的巨型经济体，亟需一套既能精准面对经济问题又能破解中长期增长约束条件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来指导。

　　事实上，经济学直觉相当敏锐的最高决策层早就对宏观经济风险不断累积以及经济内外失衡持续加剧的现状忧心忡忡，对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展沉疴有着深刻认识并下定决心清理。决策层更通过对中国经济体系的全面体检，深切认识到中国经济在底部停留的时间长短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程度。因此，梳理3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与改革的逻辑，更侧重于通过确立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来推进深层领域改革，而非受制于短期经济指标的约束。这也是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与目标指向。

　　判断经济周期切换

　　的三个视角

　　无论是经济学研究还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发展都十分注重对约束条件的关注。在笔者看来，判断中国经济的短期波动区间与中长期发展趋势，就有三个关键性问题值得关注：一是新旧增长动力的“交接”周期及其平滑度；二是政府行为边界与市场行为空间的有效对接程度；三是微观主体的活力在行业和区域的分布及其表现。基于上述三个层面的分析，中国经济可能正迎来发展周期切换的时间窗口。

　　首先是对新旧增长动力的“交接”周期及其平滑度的认识。所谓“交接”，并非新的动力完全取代传统增长动力的功能，而是支撑经济长期增长的主导性动力必须培育并固化。例如，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绿色低碳、高端装备与材料以及先进半导体、机器人智能系统、精准医疗、高效能与分布式能源系统、智能材料、高效节能环保、虚拟现实与互动影视等为代表的战略新兴产业，理应成为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倍增器。而发展上述产业本身就是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的题中之义。换句话说，中国版工业4.0的发展进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经济效率的提高。而要催生战略新兴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就须加大对既有和前瞻性技术的大量投入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但对一些契合市场主体需求且低消耗低污染的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与品牌升级也应并行不悖。两者在中国经济格局中都应有各自的坐标。只是中国经济必须在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中不断提升价值链。

　　二是政府行为边界与市场行为空间的有效对接程度。政府作为最有为也最可“无为”的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进程中至为关键的角色。政府施政当然要有明确的权力清单，但政府扮演的更重要角色应该是营造公平公正和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以及对经济发展预期和市场失灵的有效管理或者干预。如果能够做到政府行为边界和市场行为空间的有效对接，则有效的政府规制将能显著促进经济的内生性增长。

　　三是微观主体的活力在行业和区域的分布及其表现。笔者曾说过，中国从来不缺营商禀赋。只要有适当的行为空间，中国各个层面的企业，其在市场浸润和经济创造力方面的表现一点也不会比发达经济体的同行差。如今，在政府不断释放改革的制度红利驱动下，以民营资本为代表的微观主体正在经济转型升级和促进有效就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政府要做的是顺势而为，有效扶持。而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与操作路线图既然已经确立，就须在国家使命与市场角色之间找到均衡点。

　　国家经济学

　　亟需不断丰富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转型为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全球经济学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样本，关于上述问题的研究，不仅将丰富现有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更有可能改变既有主流经济学的一般结论。而从历史的发展逻辑来看，中国在基本实现现代化进而成为产业与资本强国之后，将会产生一整套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长内生性机理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进而成为全球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构建能够指导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国家经济学”，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为指导，适当借鉴已有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成分，深化对中国转型的经济学分析与研究，并在充分考虑经济非均衡性的基础上，探索出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模式。高度重视对市场不稳定性和经济复杂性尤其是复杂金融系统的前瞻性研究，坚持在与时俱进原则下实现对均衡优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以期建立一个能有效约束“经济人”自利行为，又能保持对市场适度干预的市场经济模式。让政府真正扮演“守夜人”角色。进一步地，创造条件促进经济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的增长。如此，才有可能建立一种能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而要做到上述这些，就须摆脱过去那种主要依靠凯恩斯主义思维浓厚的宏观调控来指导经济。

　　（作者：章玉贵　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来源：证券时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