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2016上海”在复旦大学举行。林毅夫、张五常等著名经济学家、知名学者、国家智库、研究机构、金融机构的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围绕“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机遇与挑战”这一主题展开精彩对话，分享中国经济金融发展战略的真知灼见。
复旦大学副校长许征在开幕式上致辞
复旦大学副校长许征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去年此时，复旦经济学院恢复建院三十年之际，举办了首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今年是第二届。该论坛旨在打造一流的经济学家生态圈和产学研一体的论坛。通过每年的论坛，组建全球经济、金融，跨学术界的各领域专家，立足全球，根植中国，着眼于国计民生，关注经济金融领域的问题，寻求不同的解决方案，以促进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的国家宏观调控、产业升级、经济运行、金融安全等领域的研究为宗旨，致力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学术平台，履行公共服务使命，将讨论和研究的成果与社会各界分享，力求引导中国及世界经济的良性发展。论坛也承载着服务国家最高决策的建议角色，通过一系列的学术攻关课题，实现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
她期待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这个品牌越办越好，聚集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著名学者、国家智库、研究机构、业界精英，致力于中国以及世界经济的研究，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造福四方。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会长张军在开幕式上致辞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会长张军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今年论坛的主题选择了“十字路口”这一中性词汇，并不是要明确给出一个什么方向，而是希望每一位学者都表达个人对中国经济现状的看法。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也不是第一次提及，在过去的35年里，中国经济多次遇到十字路口。这一次能不能找准方向，能不能把经济拉回正常的道路，是学界业界都非常关心的话题。
开幕式之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林毅夫，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会长张军教授，全国人大常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教授，经济学家、产权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张五常进行了主旨演讲。以下为演讲精髓（按发言顺序，部分内容未经发言嘉宾审核。）
林毅夫：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挑战与政策制定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林毅夫发表主旨演讲
2010年后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国内外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由于中国内部的体制机制、增长模式、结构问题所引起的。 但是否这就是中国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主要原因？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经济下滑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原因。他援引了世界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发达经济体的数据来证明这一观点。 比如，2010年巴西经济增长速度是7.5%，到2015增速为负3.8%。2010年俄罗斯经济增速为4.5%，2015年为负3.7%。而2010年印度增速为10.3%，2015增长为7.6%，这些新兴经济体的表现与我国经济一样都出现了下滑。
他再以东亚及一些高收入、高增长的经济体为例。如新加坡在2010年经济增速是15.2%，2015年增长只有5.9%，韩国2010年增速是6.5%，2015年增速只剩下2.6%。这些高收入经济体，并没有我国内部的体制机制结构问题，但表现出来结果与我国一样，唯一能解释的就是共同的外部性因素、周期性因素。
另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因此，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国家，经济增长率下滑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外部性，周期性为主。展望未来，发达国家很可能会陷入像日本那样十五年或者二十年更长的经济增长放缓，在这种情况下从外需来刺激中国经济是不乐观的。
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要更多靠内需，改革内部的体制机制结构问题，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前提之下进行结构性改革。
他表示，适度扩大总需求与结构性改革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内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他指出，补短板也可以靠投资。比如我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并集中在中低端，把产业升级需要投资；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资，环境恶化改造需要投资；城镇化为农民进城提供住房和公共服务需要投资。可以用政府投资的钱来撬动民间投资。
因此，保持适度的投资增长，就能够创造就业，就能增加家庭收入；家庭收入增加，消费就会保持一个比较正常的增长。在这种背景下，实现十三五规划所提出的6.5%以上的GDP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这些投资都是补短板的投资，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要义之一。
另外，他认为从补短板开始的投资，本身也是去产能去杠杆的投资。比如高杠杆的建材行业，如果投资需求有增长，建材的价格稍微往上扬，那么建材行业有利润存在，杠杆率就会下降。如果维持合理的投资增长与家庭收入的增长，家庭对住房需求就会增加，产能过剩就容易解决。
他总结说，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确实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如果把当前经济增长下降的主要原因看清楚，然后对症下药，这样不仅能够维持我国经济高速合理的增长，并且这个增长的过程本身就符合调整结构改革的要义，那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也会同样得到提高。
刘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制度创新
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发表主旨演讲
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在主旨演讲中谈及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不能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第三，怎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截至去年年底我国GDP的总量达到67.7万亿人民币，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了近29倍，全球GDP的比重从1.8%上升到13%，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已经达到当代上中等国家收入水平。我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面临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刘伟分析说，我国在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上需求侧不论是投资、出口、还是消费，从增长强劲转变为需求疲软，供给侧则从低成本、低水平、低标准，转变到高成本、高水平、高标准。需求侧和供给侧的一系列变化，要求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式要从过去依靠规模扩张、要素投入驱动经济增长，转变到靠效率、靠创新来带动经济增长。此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逢其时。
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解决我国当前的问题。他表示，从短期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以及改革举措目标是要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提高产业的合理规模，保证产业结构的合理性，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长期来讲目标是提高创企业新能力、生产效率，改变产业结构，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生产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其所运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真正关心生产性、创造元财富的实体经济，关注这些政策对企业对产业产生的影响。关注生产者、关注企业、关注劳动者，进而关注产业、关注产业结构，这正是我国经济现在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矛盾的关键所在。
第三，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系统性的制度创新。他表示，基本制度创新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国家、市场、企业的定位和相互关系。到2020年我国要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切实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政府在宏观调控以及长远的社会发展和市场失灵的领域起主导作用。同时市场经济还是法治经济，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到2020年我国要初步建成法治政府。这两方面的改革，对于供给来说至关重要。
他认为，很多国家没有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甚至陷入了危机，深层次的原因归是制度创新的落后。第一，在经济制度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该政府做的事政府缺位，不该做的事又干预企业和市场。第二，社会政治制度改革、法治化进程落后，对政府缺少民主的监督和法治的约束，权力寻租、高度腐败大行其道，社会缺乏公平和效率，导致一些国家无法穿越中等陷阱。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的民主创新、法治建设的要求都提升到了一个新阶段。
张军：为了中长期增长，为什么国有经济的再重组势在必行？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会长张军发表主旨演讲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经院全球校友会会长张军认为未来五年十年以及更长远的时间，中国经济增长如何维持是一个核心问题。他与大家分享了对中国经济的三个重要观察。第一，尽管GDP增速下降到6.5%，但社会融资规模依然保持两倍于GDP增速的扩张趋势。张军认为，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与债务有关系，现在融资规模快增长，很多都是为债务再融资，对GDP所涵盖的一些领域或者行业，其实并没有太多支持。
第二，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回落，特别是非国有部门（私人部门）的投资持续萎缩。张军指出，特别是从中长期来讲，个人投资占整个制造业投资的规模在60%左右，如果私人投资的规模不断收缩，这对未来经济中长期的增长，将构成一个巨大的威胁。
第三，近年来经济增速持续回落，城市就业却保持了少有的稳定，城镇失业率甚至下降，这个现象是全球性的。张军认为这可能与移动互联网有关，现在很多人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可能你失业了，但你可以在Uber上找到一份工作。失业率没有增加对于当下来说可能是一个好事，但是中长期来讲，还需要要打一个问号。
依据这三个经验观察，张军判断中国在未来中长期的增长前景，相应受到三个威胁——
关于第一个债务的问题。他指出，中国信贷增长过程中，超过一半的信贷增量实际用于对债务的再融资。事实上，现在的融资规模增速已经是两倍GDP的增速，这个现象看起来是很大程度可以用债务存量过大来加以解决。
第二个私人部门投资下降的问题，2002-2012年的10年，私人部门的投资平均增速为20%，去年只有10.1%，而今年1-8月下降到2.1%，其中7月份是负1.2%的增长，8月转为2.3%。在很多领域，特别是像制造业当中，私人投资的份额很大，如果下降的速度很快，就会导致整个实业投资的萎缩。用什么方法改善私人部门对实业投资的意愿？张军认为，除了在制度层面、产权保护层面以及立法层面上，要有一些实质性的改进，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三个问题：严厉的融资约束、行业的准入、不公平竞争和待遇。
最后一个问题，未来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源泉在哪里？张军分析，制造业最重要的驱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就是可以迅速提升劳动力的收入。现在的就业中，来自于低端服务业的比例上升非常快。如果大量劳动力都进这些行业，那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就很小。因此，对于未来潜在增长率而言，生产率的强劲增长是不可少的，这就要求我们把更多的资源包括劳动力，配置到高生产力的部门，或者是生产力增长比较快的部门，包括制造业和高端及中高端的服务业。
最后，张军说，扫清私人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准入障碍高的问题，突破国有垄断，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很好的一个突破。这样未来的中长期增长才有希望。
辜胜阻：《十三五中国城镇化面临的挑战及转型方向》
全国人大常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教授发表主旨演讲
全国人大常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以《十三五中国城镇化面临的挑战及转型方向》为主题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总结了当前中国城镇化面临的六大问题：第一，以人为本不够，“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表现为“半城镇化”。城镇化应该以人为本，我们是以地为本；第二，城镇化效率不高，特别是要素的效率不高。资本的效率，劳动的效率，还有土地的使用效率都不高；第三，绿色发展不够，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第四，城镇规模和结构严重失衡，小城市严重不足，特大城市疯长；第五，市场化不足，城镇化以政府主导为主；第六，协调发展不够。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同步，一些地方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出现了产城脱节。
为用好健康城镇化的黄金机遇，防止过度城镇化带来的灾难后果，辜胜阻提出了六个方面措施：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要从以地为中心的城镇化向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转型，改变农业转移人口的过客心态，让两亿多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
第二，坚持以城市群为主平台，发挥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以大带小，大力提升城镇化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积极培育新生中小城市，大力发展五线城市，疏解特大城市人口。
第三，坚持效率优先原则，从低效利用劳动、土地、资本要素的城镇化向高效率的城镇化转型。要使土地节约高效利用，提高城市资本利用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四，坚持绿色发展原则，从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城镇化，向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转型，处理好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高城市管理服务水平，实现城镇化发展的永续性。
第五，坚持市场主导的原则，从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模式，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模式转型，尊重经济规律和城镇化发展规律，因势利导，发挥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双手的协同效用。
第六，要坚持协调发展原则，从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协调向“四化同步”的方向转变，特别要注重城镇化与产业化的协调发展。
总之，要从以地为本的城镇化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在城市群中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坚持效率优先原则，推进绿色城镇化，实现绿色发展，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实现产城融合。
著名经济学家、产权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张五常教授发表了主旨演讲
论坛现场，著名经济学家、产权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张五常教授从楼价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角度，反思了《劳动法》、《反垄断法》、国家治理模式、人民币治理决策等一系列问题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论坛主持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蒋昌建
16日下午，论坛邀请了18位重量级嘉宾围绕“资本市场与金融改革”、“房地产与资产配置”以及“消失的红利与未来增长”三个主题展开圆桌讨论。
圆桌一：资本市场与金融改革
主题为“资本市场与金融改革”的圆桌讨论由东方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邵宇主持，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赵扬，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沈建光，海通证券研究所所长、新财富白金分析师路颖，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庆参与讨论并发表看法。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认为，形势还是非常的严峻，未来的黑天鹅事件非常多，第四季度最大的黑天鹅就是美国的大选，这一场大选让人们看到世界最残酷的一面。除此之外，2月份意大利将进入一个关于宪法修正的公投；明年荷兰、德国、法国，都将进入新一轮选举的周期。这都会对全球形势、个人财富投资的配置以及资本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现在整个全球的经济环境就像在大海里跟鲨鱼一起游泳，这个鲨鱼就是金融经济的衰退。
他认为，我国金融改革目标非常清晰，主要有五个方面：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资本市场深化，金融机构强化、金融监管优化。做完了这些内部功课以后，开放资本账户，迎接货币国际化和全面的资本开放。但根据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制定的政策目标利率，对于实业来说可能太高，但是对于泡沫又太低。现在资本市场又重新回到了加强监管、减缓创新速度的尴尬层面。新的监管架构究竟怎么样？架构的调控过程当中会不会引发更多的风险释放？谁也不清楚。因此现在面临的问题，恐怕是风险，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赵扬
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赵扬表示，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变化非常大，从宏观角度来说，相关的一些金融改革的问题，一个是利率市场化，一个是资本账户开放以及怎么处理汇率。从债务角度来说，将来需要债务的重组，一部分是债务的违约，这么大的融资成本，企业应该怎么处理？比较明显的宏观建议就是利率还需要更低，因为利率市场化是一个收益率曲线的概念，政策利率掌握在央行的手里，市场利率则由资本市场最后决定。另外，按照宏观政策设定的利率，可能需要有一定的调整空间。
第二是汇率，汇率面临的挑战不是趋势性的贬值。从周期角度来说，人民币的汇率需要调整，原因一方面是国内的资产价格高，要防备国内资产价格下调，调汇率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第二是资本外逃，全球新兴市场资本外逃，对中国来说没有这么可怕，中国适合资本外逃。现在买美国的国债，实际上已经是零利率的国债，回报很多，所以应该让资金走出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央行不愿意降低外汇储备，那么让市场自己去调整往外走的资金，就需要汇率下降。当然另一方面，我国的总需求也不是很旺，本身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所以汇率的调整在中期来看，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趋势。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沈建光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沈建光表示，金融改革首先跟财政改革和国企改革结合起来，光谈金融改革其实达不到效果。为什么这么说？今年国家其实五大任务，第一大任务就是去杠杆。然而今年以来，杠杆率还是越来越高，贷款增速远远超过GDP增速。杠杆没有去成功，但是另外一个任务完成的超乎预期的好，就是去库存。年初的时候大家都担心房地产的库存去不了，现在一二线城市已经没有库存。所以谈金融改革，很多目标并不兼容。市场发挥决定性力量，这一点很重要。自上而下管理金融市场，很多东西可能会适得其反，市场的发展永远不可能跟上面的政策制定者的意图一样，靠政府去管控金融的衍变非常困难。现在金融市场本身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其他改革跟金融的改革不匹配。金融改革走得很快，利率市场化，汇率要浮动，包括加入了SDR，已经到达了这一步。但是另一方面国企改革，债务率依然很高。国企改革滞后，对金融会造成很大的压力，也是杠杆越去越高的原因。
海通证券研究所所长、新财富白金分析师路颖
海通证券研究所所长、新财富白金分析师路颖谈到了对目前资本市场的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受汇率、利率、受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的影响特别大，所以无论有多少钱，做投资的时候，都要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来抢，不能追求个股的情况。第二个观点，大家总想持有一定的仓位，想要赚大钱，其实从今年到明年来看，更重要的是风险的问题。一个黑天鹅的事件在很短的时间就能抹掉收益。第三个观点，选资产一定要回避重资产。养老、医疗、健康、教育、服务等跟新兴互联网有渗透领域的可能还有投资机会。她表示，一定要从长期投资的角度来想，从投行的角度想。另外，在未来不到一个季度或者2017年，市场最大的事件驱动可能还是跟国企改革有关。
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
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表示，对于中国来讲，大家对股票市场比较乐观，认为机会快来了，条件正在准备。有很多人已经摩拳擦掌。为什么来了呢？从今年来看，整个金融市场的投资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结构性的变化，就是传统负债型的机构不得不去进攻固定收益以外的资产，这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趋势。另外，现在的权益市场，为什么会发生改变？原因是因为投资者结构在发生变化。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庆
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庆讲到，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已有八年多，美国次贷危机的杠杆太高，房地产泡沫破裂，只能依赖货币政策的调整，希望以时间换空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供给面的创新，比如说技术的创新等等。从经济学研究来讲，创新本身是上帝的礼物，时间越长出现创新的可能性越大。中国也是这个思路，但我国的资本市场中，无论股票市场还是房地产市场的制度都不完善，可利用的空间太小。所以在调控当中更多的是资本市场自身建设的问题。
现在，改革更多的聚焦一些具体问题。发挥资本市场的有效功能，希望资本市场的基础能够使我国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更加从容。中国寻找经济资产相对来讲更容易一点，因为中国不仅仅可以有一些上帝的礼物、制度创新，还可以有经济创新。他表示，对未来前景还是应该抱有一定的信心。所以，应该研究寻找一些富有成效的改革措施，能够使中国经济平稳的度过后危机经济时代的调整。
圆桌二：房地产与资产配置
主题为“房地产与资产配置”的圆桌讨论由博海资本董事会主席兼投资总监孙明春主持，上海绿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良、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君和资本负责人安红军、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参与讨论并发表看法。
博海资本董事会主席兼投资总监孙明春
去年的3月份，中央地方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希望能够把这个库存的问题解决了。当时大家也觉得不是一件容易事，但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变得有一点让人难以想象。到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期间，各个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调控政策，这个效果会怎么样，我想大家都是很焦急的在等待，但是研究人员都比较担心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没效果。第二个担心是怕太有效果。
房地产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在这一轮的宏观调控之后，我们怎么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势。第二个是房地产这一轮调控政策效果怎么样。
上海绿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良
上海绿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良讲到，今年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一夜之间，房地产变成焦点。从所有的地方，听到的基本都是市场泡沫与房地产，房地产下一步会怎么样，这样一个重要的议题，又被挪出来讨论了。他认为，这一次调控很有必要，因为去年中央跟地方政府把限贷、限购、金融行政的政策开始启动，到去年年底中国的住宅地产价格开始上涨。今年房价在一线城市快速上升，现在中国有头脑的人都对市场经济非常敏感，只要宏观环境各方面稍稍温度、气侯符合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千树万树百花开。他表示，当前热点城市发展的阶段，有几种类型。第一，确实是技术比较好，人口聚集，各方面资本聚集在这个地方。另一类，原来基础比较低，但是把原来很瘦的，挤到正常的体重，或者把原来胖一点的削到正好的体重。第三类，实际上没有起来，但是马上进入限购限贷。
对商业地产，商务地产，批示很明确，就是要继续采取政策，把它的作用发挥好，稳定重要经济，让经济结构进行转型。三四线城市要继续去库存。所以这一次中央跟地方联动，这些政策是完全有具体内容、有针对性，不是一概而论的全控制房价或全控制库存。这个背景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中国重要产业的严重分化，二是中国整体的流动性过剩。他表示，在过去已经比较短的时间内，上涨比较快的房价，尤其是靠溢出效应产生的这些，销售量马上会下来，价格也会下降。但比较坚挺的供求仍然存在，在这种背景下，房地产市场只是平稳而已。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表示，要承认人类理性有一点不足，就是我们永远无法判断是不是泡沫，特别房地产是不能做空的，无法判断资产泡沫。他讲到，假如有泡沫，但人们以为它不是，这种错误的代价可能造就房地产泡沫崩溃，它的后果是系统性金融风险。但是假如它本身不是泡沫，但是我们以为是泡沫，这有什么问题？只是涨得慢一点。所以关键是防止资产泡沫。在这种情况下，国庆节以来出台的一系列雷厉的限购是正确、及时也是有效的，这是从防的角度。
一线城市是一个公共产品，需要全体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消费，所以可以多一些均等的机会。我们国家一线城市供给不足，美国的人口只是我们的四分之一，但它有五个一线城市。而我国只有北上广深这四个，东北地区、西部还没有一线城市，所以国家的发展平衡不足。整个经济体的量之大，分布不够，规模不够大。另外，营改增之后，人们推测将来也会推出房地产税。房地产税是地方税，北上广深的房价、物业税、房产税、地方税叠加会导致什么？会导致两极化，这样的一线城市有能力吸引更加优秀的老师和医院，而且更加富有。其他地方怎么办？我国是中央统一的国家，所以需要地方均衡发展。因此不能完全相信市场经济，对城市限购也是无奈痛苦之举。姚余栋认为应该建起八个一线城市，包括西南地区，东部地区等。使国家既能够满足老百姓、年轻人和公共产品的需求，也能够促进国家房地产的发展，是治本之策。
君和资本负责人安红军
君和资本负责人安红军表示，地方政府主要职能是经营城市，收入来源主要是税收，土地出让金，国企收入。支出包括公务员人力成本、事业单位、基础设施投资、民生、教育、医疗、养老等。新常态后政府收入增长放缓，而基础设施建设还存在需求，支出没有降低，所以出让土地收入是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所以房地产价格上涨对于政府来讲，短期有利，但从长期看，造成了商务成本高，引进优人才和企业困难，实体经济低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可能会出台调控政策，因为中央政府更理性，客观和长远。
对于房地产调控政策，安红军认为，主要从供需上来看。供给侧主要是通过土地供应量来调整房地产供应量。以上海为例，上海土地分为建设用地，被开发地，农用地。农用地有规划，不能突破红线，所以上海建设用地还有逐年减少的可能。上海房地产主要是存量盘活，包括城中村改造，城市副中心。在二三线城市，土地供应量可能相对一线城市更宽松。需求端普遍存在的限贷，限购只是短期行政手段。长期来看，房产税一直看看做一个出口。如果城市经营需要新的收入来源，就把土地租金从一次性支出变成分次来构成房产税。但是房产税非常复杂，既要抑制房价又不使房价崩盘，其中均衡很难掌握。最后，安红军表示，短期房地产价格振幅收缩，价格稳定，作为投资标的并没有太大的空间，未来可能股市上配置更加有效。
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
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认为，房地产有两种属性：一种属性是商品属性，就是居住的需求。地产的价值和租金价格的替代关系很清晰，收入房价比和支出房价比也非常清晰，但是作为投资的房地产在价格和价值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或者说价格会围绕价值有很大程度的波动；另一种是资产属性，类似于在股市中的PE，作为金融属性的房地产也是资产，从房屋收入比和资金收入补贴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一线城市地产泡沫不但有，而且相当大，而泡沫破裂时间是不确定的，所以现在建议“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对于未来的调控手段，林彩宜认为无论哪一个国家的政策从长期趋势来说都是围绕理性的偏离和回归的过程。类似熔断机制，越偏离理性的政策寿命越短，同样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越不合理，调整的速度越快。去库存后的暴涨超出了政府预期，所以政策随后又进行了调整，这就是政府围绕长期理性目标不断调整政策的过程。而房产税在未来推出的概率很大，因为我国必然会从土地财政过渡到税收财政，这是地方财政收入合理化的调整，也是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结构调整的必然选择。
最后提到资产配置，林彩宜表示，房地产在资产配置中的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但是拥有产权是不是刚需，从资产配置来说，房产一般适合作为中产阶级以上收入阶层的财产性收入。房地产在资产配置当中的重要性可大可小，可轻可重，要根据个人的资产情况来配置，也取决于你的收入结构和你的一个资产结构。
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
九州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表示，特大型城市的难题不是中国特有的，而是一个世界难题。对于有观点参考日本经济历史认为，因为人口开始老龄化，所以中国房价已经到了临界点。邓海清表示，这是错误的。日本的问题在世界经济史中也是特例，英国老龄化一直上行但英国房价也保持上行。美国、德国也是一样，其他国家在人口老龄化国家当中从来没有房价下跌的问题。
对于有观点认为中国城镇化结束了，邓海清表示这也是错误的。中国居住人口城镇化约为56%，日本的机构城镇化为90%，美国数据为80%，这方面我国的景气周期至少还有15年。所以中国房地产的问题本质是供给，而这是由中国的政策导向决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国城镇化整体规划明确规定北上广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限制，这就意味未来北上广房价变化由购买力流动决定。这就意味着劳动力的腾笼换鸟，让生产效率高的人进城。如果大城市不放开土地供给，北上广几乎没有下跌的可能。而房产税就是增加了契税，对房产税不要抱有太高的期望。
对于海外买房，邓海清认为从汇率上看也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现在主流都认为美元一定涨，在现在大选不确定的情况下都很难判断，就像都认为英国不会脱欧，最后的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汇率大幅波动。现在我国的汇率管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我国富人遭遇全球打劫。
圆桌三：消失的红利和未来增长
主题为“房地产与资产配置”的圆桌讨论由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主持，中国人民银行研究所访问学者、香港金融管理局金融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彭文生，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迅雷，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麦格理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胡伟俊参与讨论并发表看法。
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表示，现在的经济状况是越刺激越通缩，冥冥之中似乎存在一种下坠的力量，而中国经济的复杂程度又使得每个人似乎都在盲人摸象。很多人都在讨论房地产，实际上人们都在谈论房地产的时候，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正常的景象。我们认识到现在经济的确处在不断的下行之中，包括就业等，现在也遇到很多问题，劳动生产率或许在下降。在总需求的调控当中，伍戈发现，一旦经济下行，就有声音说该降息、降准，然而每次降准，经济确实在一定时期企稳回升。但是这种企稳回升的动能是非常微弱的。所以一旦政府逆周期的时候稍微松懈一下，马上经济以更快的速度下沉。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所访问学者、香港金融管理局金融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彭文生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所访问学者、香港金融管理局金融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彭文生认为，金融周期就是房地产和银行信用相互促进，使整个经济相关率上升，同时房地产价格上升过度，导致十五到二十年大的周期。中国这几年经济增长下行，但是一般商品价格下降的压力并不大是因为房地产和银行信用过度扩张以后，对实体经济，对消费，对实体投资的挤压，导致房地产需求旺盛，但是总需求是疲弱的。民间投资下滑是因为房地产银行信用和金融业扩张太快对实体部门有影响。所以中国现在面临的周期性问题也不是一般的传统的经济周期的问题，而是一个金融周期问题。
彭文生表示，中国经济未来几年或将进入房地产和金融行业调整阶段。届时都会面临一个总体需求压力下行比较大的状态。从整个宏观经济来讲，杠杆率被严重低估。用房地产做抵押也是杠杆。房地产价格升得越多，整个经济杠杆率越大。所以房地产可以带来的杠杆率，绝对首付比例所显示的那么简单，他使整个宏观经济导致的负债水平趋高。目前的负债已经超过每年新增贷款率，意味着新增贷款都不足以还本付息，从宏观看，宏观贷款率是不可持续的。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迅雷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迅雷表示，预测经济走势很难，但是长期来看还是符合经济逻辑，现在问题在于中国经济也没有一本现实的很好的教科书来说中国经济会怎么样。因为中国不是一个纯市场经济，政府的力量对经济有很大影响。从金融周期上看，现在已经从实物投资高收益时代进入金融产品时代。现在包括房地产也是属于准金融产品，整体来说中国经济的动力还是很强的。信用的扩张速度超过全世界任何一个主要经济体，由政府主导来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世界罕见。在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信贷规模的高增长，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爆发金融危机，但是中国没有，说明这里有国家信用在支撑。把大量的信贷放给全球债务率最高的企业，就是国有企业，应该有很大风险。但还是认为银行没有任何风险，因为银行背后是国家信用，国有企业背后也是这个国家信用。两个国家信用交织在一起所释放庞大的信用能产生巨大的流动性。
在外贸出口方面，李迅雷认为中国外贸出口肯定会负增长，在全球占比还会下降，但是短期无法预测。重视是非常独特的体系，但是这不能改变经济上的客观问题，就是经济运行的质量比较低，贫富差距扩大，产能过剩。之所以有那么多问题，就是经济结构出现了扭曲，进入到金融周期后，经济结构的扭曲度还会进一步的加大。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使更多资金涌入到金融领域，短期泡沫能够维持，长期来看难度很大。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中国经济增长从这最高峰14.2%到6.7%，整个GDP腰斩了一半多。从数据来看，使经济下坠的力量是来自第二产业。对此鲁政委表示，如果原因在于人口红利消退，应该伴随着通胀，而现在正处在通缩，所以不能说明十年以内的波动。而“全球经济都在萎缩，导致中国贸易萎缩”就无法解释现在几个新型经济体取得的经济增长。如果是中国融资贵的问题，就无法解释农业表现的稳定。所以是一个对于第二、第三产业他们的冲击不完全一样的变量。对此，鲁政委表示实际汇率非常符合要求。因为它只冲击可贸易程度高的行业。实际上在三个行业当中，第二产业是可贸易程度最高的行业。汇率如果被高估，那产业就会有问题。所以，中国经济根本上解决下行的压力的药方就是要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
鲁政委认为，2014年之后，中国持续出现大量资本外流，人民币汇率处于不均衡的状态。最早外流的是流动性较强的，现在中国的对外投资已经超过了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也就是说这一部分已经变成了逆差。中国经济摆正自己就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调整，而现在的中国汇率改革恰恰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现在已经搭上SDR，很多问题都解决了。从人民币国际化来讲，货币的国际化是贸易的国际化，随后是融资的国际化，人民币在贸易的占比已经达到了30%，下一步的重点就是以人民币计价的资本数据。随着汇改改革的加速，中国会更加接近L型的拐点。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表示，现在继续靠刺激推动经济增长效果已经不明显了。在这种情况下，刺激实体经济的初心最终刺激的一定是房地产。更应该担心的是今年民间投资的增速快速下滑，而基础设施投资，国企部门投资增速高达20%，这样的一个局面表明经济增长越来越不可持续。现在中国最需要的金融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而且只有改革才能够重新让中国经济找回增长动力。
对于未来增长，刘胜军表示，在创新、消费、城镇化方面都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的。但必须是建立在改革的基础上，现在决策层已经有非常清醒的认知而且改革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顶层设计，但是顶层设计执行是需要靠整个官僚体系的。
麦格理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胡伟俊
麦格理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胡伟俊认为，过去二十年的增长来自于资本红利的改善，而现在中国可能在资本、劳动力、土地，这三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都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错配，这些错配改善也是未来增长的动力。比如，中国债务问题最主要本质是资本在国有部门和民营企业之间的这样一个错配。事实上居民债务并不高，政府债务相对来说比较高。真正中国加杠杆的是国有企业的部门，政府部门，这导致了一个资源在国有企业部门和民营企业部门的错配。与美国相比，从财富五百强来看，中美各自有一百家企业在里面，美国几乎全部是民企，中国一百家中九十家是国企。
对于房地产，胡伟俊认为是土地资源的错配，且中国房地产是非常极端的市场，在中国六百多个城市，过去三年的房价增幅超过收入增幅的城市并不多，但是在一、二线城市房价非常疯狂。中国楼市过去几年的上涨，房价涨得快，有人口聚集，人口流动，产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土地供应在不同地区的一个配置的问题。比如上海建设用地是有限的，上海一半的土地是农用地。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在上海保持一个耕地的比例，但是又在内地城市把耕地变新城，形成库存堆积，是低效的资本配置。同时在户口方面也造成劳动力的错配，中国接着下来在很多空间都有资源配置改善的空间。
最后，胡伟俊表示并部认同以中国现状和日本90年代对标，因为日本90年代并没有大量的在资源、土地、劳动力方面产生错配。70年代日本已经有很多有标志性的公司，但是中国现在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弱的。这就是中国原来资源错配留下来的历史遗产，而接下来的增长红利和未来增长最大的可能还是在这一块。
上海绿庭投资集团的总裁龙炼
论坛还邀请了上海绿庭投资集团的总裁龙炼和雄牛资本创始人李绪富为会议致辞。上海绿庭投资集团的总裁龙炼说，对于复旦经院来说，复旦学派不仅有一批成熟的理论体系，有一大批首席经济学家，更意味着要更多的发声，更多的表达，更多的举办类似首席经济学家的活动，对上到国家政府的决策下到每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提供观点、建议、方法。把自己打造为一个服务于地产领域里面进行全球配置的投资平台和管理平台。
雄牛资本创始人李绪富
雄牛资本创始人李绪富说，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事实上，这些年来一直是新经济的收获者，受益者，分享新经济带来的丰裕，便捷，健康、价值。什么是新经济，从哪一个角度解释新经济呢？第一从经济新的基础设施，第二从新经济的新的经济主体，第三是新的供应链。第四，新的价值形成的机制。
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白皮书发布
部分嘉宾合影
第一财经主持人尹凡主持下午会议
本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主办，绿庭投资、雄牛资本联合冠名。丰实资本、复旦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绿庭新兴金融研究中心、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第一财经研究院、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金融界同学会、麦子金服、理财文化参与协办。
（责任编辑：林颖 刘晓莉 编辑：许冰清 周方铂 赵竟皓 摄影／图片编辑：孙悦宁）
来源：搜狐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