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根据录音整理）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纪要
1、周小川—关于结构性改革的国际实践
2、杨伟民—供给侧改革的任务
3、楼继伟-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全要素生产率
4、钱颖一：企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
5、易纲：关于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管理好总需求
6、吴敬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7、刘世锦：去产能
8、王一鸣：去库存
9、蔡昉：劳动力成本
10、李扬：化解金融领域的风险和去杠杆问题
11、许善达：供给侧改革的落实
12、宋晓梧：企业在用人方面的自主权
13、张曙光：对于现状的担忧
14、卢迈：产业结构和企业层面的改革和创新
15、柳甄：移动出行与供给侧改革
16、白重恩：劳动力效率的配置问题
17、汤敏：创新终生教育方式
18、哈继铭：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19、高培勇：财税改革的时期
20、李稻葵：稳定金融为第一要务
21、王小鲁：货币政策的取向
22、盛洪：哪些生产要素应该更有效的配置
23、李晓西：深化供给侧改革
24、刘志硕：互联网化带来的挑战
25、秦朔：内容产业的供求变化
26、刘光超：供给侧改革的法律支持
27、郑秉文：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28、汪同三：劳动力成本上涨不能超过经济增长
29、朱云来：投资模式的黄昏
1、周小川：关于结构性改革的国际实践
吴晓灵：下面进入主题发言阶段，先请论坛成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做主题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关于结构性改革的国际实践。
周小川：首先非常高兴参加这次50人论坛2016年年会，从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感谢各界对50人论坛的大力支持和关心，感谢樊纲同志对50人论坛的组织贡献，以及刚才所做的2015年的工作报告。
首先，这次会议的主题非常重要，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从我的角度来讲，跟我的领域关联不是特别大，我作为经济研究者的角度的发言。关于结构性改革的国际实践，我说说自己的体会。首先我个人最早进入经济学研究是从搞数学模型出发的，从我接触的各类数学模型来看，最终结构性的问题和价格问题是出于原始对偶关系，也就是结构问题，特别是实物供给和需求产生的结构性问题反映的就是价格问题，所以结构性问题就是价格问题，当然必须有一个有效市场假设。
结构改革或者说结构调整也是价格改革和价格调整。这是具有等效性的议题。这里要有一个例外，市场在有一些环节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也就是说在市场失效的环节，还有一些，由行政主导的结构性问题和结构性调整。应该说由于我们国家是从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因此从思维的角度比较倾向于较多看到市场无效的环节或者市场失效的环节，在市场失效的环节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发挥更好的作用。所以就涉及到有关的讨论，哪些环节市场更加有效，哪些环节市场会无效。
那么从结构性问题来讲，大家一般先看产品的结构问题，在产品市场，应该说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市场是有效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价格变动也决定供求关系。结构的调整也需要价格信号提供激励，没有激励的结构调整也是很困难的。这些都是大家都熟知的东西，在产品价格里面，可能有个别的产品市场调节不了，特别是有一些重要的产品。但是从实践来看，我们最后发现也不见得政府主导的定价能够做的更好。
我举一个不一定正确的例子，比如说成品油，这么重要的产品可能政府会考虑更周到一些，但是经过几轮演变，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的成品油的定价，最后不过就是在国际市场价格上加一个滤扩期，也就是延迟20天左右，过滤到过渡的高频波动成分，最后还是跟随国际市场价格。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总之也很难说明即便某些很重要的产品，是不是就是说市场决定的价格可能是不行的。
更复杂的问题是要素价格，传统意义上，大家理解的要素价格，人力资源、资本、土地。
我认为原则上来讲，价格和实物供求关系也还是成立的，只不过情况更加复杂一些，这些复杂的因素应该有一些额外的考虑。但总的结论应该是不变的。这也包括大家所关心的像利率、汇率这些问题，也是供求关系和价格之间的关系。
如果单纯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汇率更多的是一个贸易加权的供求关系。但是如果说后来随着国际经济发展，资本投资和资本流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外汇的价格也更加反映，更加像要素价格，所以也可以按照要素价格来进行考虑。
下面我想说的，之所以说市场有时候是无效的，大概有一小部分情况下市场是无效的。那么这个无效，过去传统的经济理论主要是外部效应，存在外部效应，所以市场决定的价格可能存在误导。有广义的外部效应和狭义的外部效应。一般来说大家都理解，像制造环境污染，损害环境之类的是最典型的外部效应的例子。有的人把宏观的因素考虑到外部效应里面，这是分类问题。总之来说，外部效应是一个重要的需要研究的领域。
最近国际上做的越来越多的是外部效应内在化，就是把它内部化。典型的就是像污染问题，或者再具体一下比如说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排放问题的内在化，要把它的外部效应事先打入使用能源的或者制造污染的排放的成本里面。因此也就是说你要排放二氧化碳，你要先买配额，你把消化二氧化碳和吸收二氧化碳的钱先付了，找别人做吸收或者减排的工作。这样的话，二氧化碳是外部效应的内部化。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到有不少国家，对于任何产品的出厂和销售，必须事先把它未来形成的垃圾处理费用事先打到里面，把垃圾费用打到里面去的时候，外部效应实际上也内在化了，处理垃圾的时候，就不用额外出钱了。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说汽车的铅锌电池。
即便市场有无效的情况下，特别是外部效应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多办法能够使价格机制发挥更好的作用。同时说明不见得其他的结构性政策能够比价格政策更好。我只是从这一个角度说明，所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我也是听刘鹤主任反复讲过，就是消除价格扭曲，我们当前体制中存在很多价格扭曲，把这些价格扭曲去消化掉，改革掉，在很多程度上就是结构性改革了。
另外一个强调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来源，我认为跟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克服危机和争取复苏过程中，过度依赖财政和货币政策，由于很多国家财政政策空间比较小，过去债务比例高，赤字已经高了，所以有一些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因此近两年在国际很多场合在讨论，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问题。
另外可能过度依赖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搞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过头，大家就会讨论这个事。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会思考，实际上应该更加侧重于对供给侧的政策考虑。从这个角度来讲，供给侧和需求侧应该也是相互配合的。
最后我想讲的是，结构性政策在当前全球化经济情况下，是和对外经济关系非常重大的。在对外经济的题目中，重要的议题就是比较优势和比较优势转移。随着价格体系的变动，特别是要素价格的变动，比较优势就会发生转移，比较优势发生转移，完全基于价格体系的变化，特别是相对的变化。有一些比较优势转移，包括某些附加价值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必然会转移出去。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究竟转移还是不转移取决于结构性政策，取决于你的发展战略。
我感觉从古典经济学角度来讲，比较优势究竟跟我们现在所说的产能或者产能过剩或者产能转移是什么关系。中国跟周边国家打交道的时候，经常说我们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我生产的你没有，你生产的我没有，正好是互补的，咱们正好可以加强合作。但是古典经济学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这么说的，即便没有资源禀赋也会通过分工，使得一个国家可能生产一个产品会有更高的产能，同时有更高的产出，那个国家生产另一种产品有更高的产能和产出，表明生产技能和生产设备的各种东西的汇聚。邻近两个国家资源禀赋差不多，可能一个国家多生产帽子，一个国家多生产鞋，然后相互交换。从本国市场容量角度来讲，其实都是产能过剩，你生产的帽子，你这个国家的人根本没有那么多，你就是消耗不掉。所以单从本国供求关系来看是否产能过剩可能还是有一定问题的。
如果说，能够足够开辟国际市场，而且贸易政策不存在过度扭曲的话，产能过剩的衡量可能需要有另外一些考虑。对中国来讲，我觉得中间可能有外部效应的因素。如果我们把生产留给自己，污染也留给自己，可能是外部效应。我特别强调，在两高一资环节的产能过剩。
因此这个也导致处理产能过剩和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也就是结构政策和贸易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在产能转移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可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就是运输成本相当高的成本，运输成本和定价值相比相当高的这类产品，不太适合通过贸易交换获得，如果有产能的话，可以把产能输送出去在当地生产。但是换一种情况也不一定，比较优势转移和产能转移，也要更多的和就业，和创造就业以及保持就业水平相联系。
这些都是我脑子里想的比较典型的结构性问题，我也希望能够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讨论提供一点理论性的思考。
2、杨伟民：供给侧改革的任务
吴晓灵：谢谢周小川行长，讲了非常重要的观点。今天我们年会来的嘉宾非常多，为了让大家都有机会发言，下面的主题发言每位发言人控制在6分钟，我会在5分钟的时候提醒一下。下面有请论坛成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做主题发言。
杨伟民：给我的题目是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主要是三去一降一补。
我讲一下如何落实的问题，落实五大任务。最主要的就是按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五个搞清楚，来做好下一步工作。
第一情况要摸清，搞清楚情况是什么，现状、问题，以及产品问题的原因要理清楚。我们对现实状况有一定了解，但是还不是十分精确，比如说钢铁煤炭产能到底有多少，其中僵尸企业有多少，占多大的产能。处置这些僵尸企业带来多少不良资产，不良贷款。涉及到多少职工，安置这些职工的再就业，保证基本生活需要多少钱，情况搞清楚，还应包括搞清楚问题是什么，主要矛盾在哪里。我们现在有一些政策、规划、方案，列了一堆问题，但是主要问题没有搞清楚。搞清楚问题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找到产生问题的原因，找到病根才能对症下药，真正解决问题。如果原因不清楚，出台的政策可能南辕北辙，甚至适得其反。比如说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缓慢、农民工对户籍制度改革反映比较平淡，究竟原因是什么？是户籍制度还是居住证制度，还是居住，上学、农地等等方面一些制度条件跟不上。再深入一步比如说农民工没有房子，没有居住条件，那又是为什么？是因为农民工没有加入公积金，是因为货款难还是因为房价贵什么？各地情况也不同，都要具体的分析。
第二目的要明确，搞清楚方向和目的是什么？把握好目的和手段，防止就事论事，甚至本末倒置，比如说处置僵尸企业，最后要起到减少过剩产能，稳住PDI，改善优质企业生产经营的状况等等这样一些效果，但如果仅仅把停产的企业关了，消了号，但是过剩产能没有实质性的减少，就没有达到目的。过去我们搞过上大压小，企业数量是少了，但产能却增加了。很多领域都有这些情况，前一阶段媒体说工信部处置了汽车行业的僵尸企业，其实就是收回了本来多年就没有生产汽车产业的许可证，整个汽车行业的产能一点也没有减少，不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把前几年的关停落后产能也说成是供给侧改革，说成是处置僵尸企业，好像任务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这是有偏差的。
比如说人口城镇化，现在大家都在提倡，相比土地城镇化是个进步，但是人口城镇化最重要的是人口在就业地落户和居住，而不是在老家等非就业地落户，否则还会存在大量人口就业地与居住地空间的分离问题。对于那些就业地在一二线城市，在当地买不起房子，从而难以体面居住，难以在一二线城市落户的农民工等外来人口而言，解决的途径就是支持他们先租房子解决居住需求问题，有了能力之后再购房。
过去住房制度的改革，中高收入群体通过购买商品房解决居住问题，中低收入群体通过建设保障性住房解决，困难群体通过廉租房解决。事实上大学毕业生，中等职业毕业生，农民工等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们都是中等收入群体，开始的时候不可能是高收入群体，他们是真正住房的刚需，所以为他们进城落户创造居住条件，必须要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此建立住房的租赁市场，为此就要有提供租赁市场住房的主体，就是房东，为此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以住房租赁为主业的专业化企业，物业服务企业这五类企业，还包括鼓励房地产开发商转变经营策略，实行卖房租房并举，使这五类企业成为今后住房租赁市场房源的提供者。这些环环相扣的措施，最终的效果是化解房地产库存。又为农民工落户扫除居住的障碍。
第三任务要具体，搞清楚到底要干什么，确定的任务要具体化明确而且可操作。当然五大任务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每一项重点任务都可以具体化，如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包括六个方面，七个方面，这些都可以进一步具体化。比如说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还要进一步说清楚降低哪些税费，降低多少等，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要减少哪些审批，评估，检测费用等应该一一列出清单，限期完成。
处置僵尸企业，当前可以从钢铁煤炭先动手。但产能过剩是全局性的，对火电，电解铝，石化，造船等行业如果听之任之，不久就会变成今天的钢铁煤炭。所以也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对其他行业的僵尸企业进行处置。
第四是责任要落实，搞清楚谁来干。做到可检查可督促能问责，总的原则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以及经济法律行政手段的关系。不同的任务，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不同，中央与地方承担的责任不一样，法律、经济、行政这三个手段使用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在处置僵尸企业当中，中央政府主要是做好顶层设计，对职工安置给予财政补贴，地方政府要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财政补贴和其他各类补贴。地方政府还要负责下岗职工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对于央企中的僵尸企业要果断采取一些行政性措施。
化解房地产库存过程当中，中央政府主要是做好新一轮住房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以及金融财政土地等大的一些方面的政策，主要的事情应该交给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来办。
第五措施要有力，搞清楚怎么办，用什么政策措施来办。总的原则要符合实际，有效有用有操作性。供给侧改革的许多任务是带有补课性质的，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后遗症。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多，所以我们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等时间窗口非常短，十三五头两三年十分关键，如果没有明显的进展，再遇到国际经济形势的波动，我们今后面临的困难可能更大，曰子会更难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展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对中央确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态度要鲜明、措施要有力，如果贻误了这个时间窗口，后果非常严重。所以各个地区，各个部门要从大局全局出发，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财税部门不能因为怕减收就不有力度的降低税率和费率，金融部门不能怕不良贷款显露还继续给僵尸企业放贷，社保和住建不能怕自己掌握的资金减少就不有力度的降低五险一金，国资监管部门不能缩减国有资产的总量就下不了决心处置僵尸企业，电力部门不能因为怕减少自己的利润就不有力度的降低电费，地方政府也不能因为本地的税收和就业和社会稳定就继续保护僵尸企业。
总之各地区各部门，全社会应该行动起来，打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战和歼灭战。
3、楼继伟：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全要素生产率
吴晓灵.下面请楼继伟做主题发言。
楼继伟：我的发言题目是关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全要素生产率，题目头尾不太搭配，我就讲讲前面的。
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亚洲生产率组织的测算，1980年--2012年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40%、34%、43%和35%，我们和日本比较高。
这是我们改革开放高速增长的时期，主要来自于要素数量的增加和配置效率的提高，近来情况有些变。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些劳动生产率在停滞，看到有一些国家，我们认为不太行，实际上提高还是挺快的，比如说日本，日本1995--2000年，2001-2005年，从2006---2010年三个时间段，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30%、66%，167%,我们说日本停滞了20年，实际人家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20年，不然的话它的人口在减少等一系列问题矛盾会更突出。我们新常态之下，全要素生产率在停滞。
我们说劳动合同法可能是有问题的，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保护显著的不足，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都有所体现，最终很大程度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最终损害劳动者利益，倒霉的是劳动者。
首先是现行的用工制度推动工资脱离劳动生产率，工资刚性上涨。最近十年特别是最近八年，工资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两三个百分点，使得我们竞争力越来越不足。
另外一点我们的劳动合同法是立足于标准工时制的，实际上外向型的代工制的是灵活用工，不可能签订长期合同。法律造成的扭曲，使这方面的用工制度，使生产能力极早的退出。我们早晚是工资上涨最后要退出，但是退的太早了。
那么表现呢，这样的大量规定，企业有一个尊崇成本非常高，必须签订长期合同，如果我没有订单了，我先让你回家，有订单了再招回来给你一个临时合同，那不行做不到了。法律尊崇成本非常高。
第三法律强化了对现有工作人员的特护性保护，再一个对于寻求更换工作的劳动者和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构成了实质性的歧视，造成劳动力市场下滑，其中对于低技能劳动者损害很大。
第四点再一个降低了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企业需要支付大量的培训成本，使非技术员工成为技术员工。现在企业最缺的是技术员工，为什么缺呢？企业不愿意培训，因为职工可以不说任何意愿和原因提前通知企业就可以走人，把员工培养好了他就走了。如果企业让他走要支付大量的费用，所以技能工人难招。工资过快增长降低劳动力资本投资的意愿。学生失学率上升，工人不愿意放弃当前收入进行技能培训，往往倾向于将操作经验积累作为提高人力资本的主要手段无法满足技术公信的要求。所以逼得以后出来一个劳动派遣工的制度，这个制度更不利于形成人力资本的积累。
劳动合同法在企业内部推行集体谈判制度我认为是对的。在一个劳资双方比较平衡的制度下，个体劳工是弱势的，所以应该推行集体谈判制度。劳动合同法还规定推行区域级谈判和行业级谈判，这个幸亏没有执行，要是执行的话我们将陷入南欧诸国那个悲惨境地。
那么怎么办呢？我认为下一步应该调整劳动合同法，对保护劳动者的条款原则保留，把过于僵化的部分剔除，体现双方面的平衡，保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再有一方面不能说就是劳动合同法造成的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推行太慢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人没有落户的可能性，人无常心他就不愿追求，技术早晚要走掉，企业不愿意培训人，这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问题。如果有动力的话，应该把职业培训和企业结合起来，这样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法律的基础要及早研究。
4、钱颖一：企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
吴晓灵：下面请论坛成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发言。
钱颖一：我的主题是企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我围绕企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话题讲三个观点。
第一关于效力与活力，有两位奥地利经济学家是帮助我们认识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一位是哈耶克论述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来源于分散信息通过价格机制的有效使用。哈耶克在1992年去世，那年正是中国决定走市场经济道路，而如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经在中国成为共识。由于20世纪一个核心争执是计划与市场，所以哈耶克很可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另一位是熊彼特，他是最早论述企业家精神，也称创业精神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创新是经济发展和进步的核心动力，市场经济长期活力的根本在于创新，而创新则来源于企业家精神，来源于企业家通过重新组织资源来开发新的产品，创造新的生产过程，这是—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他在1950年去世，他的影响在他去世以后日益变大，由于创新已经成为全球最为关心的问题。所以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的经济学家萨莫斯说过熊彼特很可能是21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
从哈耶克的市场经济的效率和到熊彼特的市场经济的活力，使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逐渐深化，效率与活力既相关又不同，效率更多的是指在现有技术和生产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是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结合，而活力更多的是指改变现有的技术和生产条件，使得企业更有生气，企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是供给侧的，效率与活力的结合是市场经济的精髓，这是我讲的第—个观点。
第二，关于企业管理与企业家精神。讲到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需要区别企业管理与企业家精神，区分管理者与企业家。一方面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未必是一个好的企业家，也不一定具有企业家精神。因为把企业管好不一定意昧着企业创新，企业家精神不是单纯的企业管理问题，而是要创造出与前人不同的产品和生产过程。反过来一个好的创业者也未必是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
比如说乔布斯开始是一个创业者，但是他在1985年被苹果公司解雇，因为他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接替他出任苹果公司CEO的斯卡里是好的管理者，但是不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乔布斯在1997年重返苹果的时候，他的企业管理方法有了很大的改进，成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好的管理者。我讲的第二个观点，要注意到企业管理与企业家精神的不同。在我们重视企业管理的同时，还必须大力提倡企业家精神。在我们鼓励优秀企业管理者的同时，更要推崇优秀的企业家。
第三，关于企业家精神与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企业管理是很难避免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的，而企业家精神与官僚主义是不相同的。熊彼特在提倡企业家精神的同时，他担忧日益增强的政府和大企业的官僚主义会扼杀企业家精神，从而窒息市场经济的活力。
今天虽然企业家精神仍在，但是他当时所担忧的官僚主义扼杀企业家精神的现象也比比皆是。因此在我们提倡企业家精神，提倡创业精神，注重企业活力的时候，同时也必须要减少官僚主义，也就是要简政放权。这就是为什么简政放权与企业家精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理论上来讲，企业家精神并不局限于创业企业和民营企业，也可以包括国有企业。不过因为国有企业更容易受到政府的束缚，所以激发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活力需要更大的努力。计划经济的传统，使我们更容易依赖政府推动创新，但是企业活力必定主要靠企业家精神。在激发企业活力中，虽然政府应该发挥推动作用，但是来自政府部门的官僚主义依然是压抑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创新活力的主要障碍。这是我讲的第三个观点，推动企业家精神的同时，必须简政放权，减少官僚主义带来的束缚。
最后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企业活力与企业家精神在中国最集中体现的地方是深圳。深圳是企业有活力，创业企业多，企业家精神强的地方。同时深圳也是政府干预少，政府服务意识强的地方。深圳经济在当前全国经济下滑中表现凸显，深圳的案例极具启发性。当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试验区，是践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先行者，如今深圳也成为释放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力的先行者。深圳用事实说明了企业的活力来自于创新驱动发展的供给侧，创新更多的依赖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增强取决于政府行政干预的减少。所以我今天讲的企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不仅仅是理论，更重要的是也有事实依据。
5、易纲：关于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管理好总需求
吴晓灵：下面有请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发言。
易纲：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关于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把总需求管理好。我是正儿八经的按照50人论坛的要求做了功课，做了研究。目前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是用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结构调整。它需要时间，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时间含义上有短期，有中期，也有长期的含义。而整个需求侧的管理，它的重点是在解决总量的问题，需求侧的管理主要指短期调控，是短期问题。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离不开适当的总需求的管理，它们两者的关系有以下几种关系。
第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一个判断。
第二，总需求的管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它处于一个辅助的地位，它是一个配合的政策。
第三，总需求的管理虽然是一个总量的政策，但是我们在做总需求管理的时候，应当强调有针对性和精准发力。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适度管好总需求，所谓适度就是把握好度，那么这个度在什么地方？
我想有这么三个把握，第一个把握就是说，总需求管理，要使它不产生债务通货紧缩的危险，这是第一个考虑。第二个考虑，不能超越社会承受的能力。第三个考虑，不出现流动性比较大面积的紧缩，守住这三条线。
那么很显然，总需求的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一个就是货币政策。那么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积极财政政策，可以鼓励消费，尽量减少挤出效应上多做文章。那么货币政策实行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稳健、适度、灵活，要避免过多的放水和宽松。应该说总需求管理的主战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但是同时，我想强调的，也有一些补短板的政策，既是供给又是需求，把补短板的政策运用好的话，也会适度扩大总需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总需求的管理，为什么呢？因为在历史上很多结构性改革，它产生了紧缩效应，我们历史有很多，大家随便可以举出很多国家，很多地区，在很多危机中，国际货币组织进去，说你紧缩财政，实现财政可持续就是紧缩，造成这个国家需求进一步紧缩，有的陷入通缩的螺旋中。认识到很多情况下，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时候，我们在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要做好总需求的管理，这是基于历史经验的总结。
然后我们看供给侧需求侧的改革，实际上有破有立，当前我们认识到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并存，供给过剩，钢铁煤炭是供给过剩，同时供给不足，马桶盖，海外的大量的购物，显得你有一些产品供给不足。同时我们存在需求不足和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两种情况也在并存。
我们是不是要扩大需求？是，我们需求有可能不足，要扩大需求。同时我们很多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就是我们结构性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国内需要改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让所有人不能比原来更坏，或者比原来更好或者不动。
从经济学的角度，什么是总需求，什么是总供给，什么是供给侧，什么是需求方。
第二方面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度在什么地方？我刚才说欧洲的一些国家或者在日本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时候，都产生了一些紧缩的效应，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度。你把握这个度，不能产生债务通缩紧缩的这个螺旋，第二个度，不能超越社会的承受能力，社会承受能力最主要指的是就业。现在我们的情况比较好，是因为我们16--59岁劳动力人口结构在下降，所以我们的就业还是比较充分的，所以现在也是—个比较好的时机进行这样的改革。同时我说，要保持流动性比较充裕，而且要有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
下面我说一下总需求政策的管理分工，财政政策是天然的结构性政策，所以财政政策在供给侧改革的时候，应当是需求管理的主战场，财政政策有很多结构性考虑，比如说扶贫、结构性调整，货币政策还是要稳健。货币政策要避免过度宽松。因为货币政策过度宽松，可能会产生资产价格的泡沫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
最后我讲一讲，有一些补短板政策，我们在三去一降一补，补短板，看起来是供给侧的改革，我想强调的是，有一些补短板的政策也是扩大总需求的，也是可以从需求方入手来观察这个问题。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棚户区改造货币化，你要给一些老百姓符合棚户区改造货币化的条件，一个是政府盖房子，让这些人到政府盖的房子里面。另一个给这些老百姓货币，分在一个账户上，让老百姓按照程序去选择在城市买房，买的可以是政府盖的房子，也可以是开发商开发的商品房。老百姓可能买到更适合他的房子，更适合他的朝向，更适合他的地点，同时可以加一点钱，货币化看上去是一个去库存的供给侧的改革，但是实际上如果把这个库存去掉了，也可以增加房地产的投资，也可以扩大总需求。同时棚户区改造以后，还会产生家具、家电、装修这些消费。
第二个补短板的例子，比如说扶贫。我们可以精准算一下今后5年，每年要一千多万贫困人口脱贫，这里面实际上有很大的消费拓展的空间。回答我讲话的题目，在供给侧需求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要做好总需求管理。我们就要算一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产生多大使经济向下的压力，让我们在需求侧，把这些压力补上，给它补齐了，补齐的上限不超过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
以我做的功课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假如说我们说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产生一些经济向下的压力，但是我们可以算出来，比如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刚才讲了主战场，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外，我们通过棚户区改造，精准扶贫，降低五险一金，鼓励个性消费，可以补充一些GDP的总需求。在我这里补了0.75个百分点，大数就是五千亿人民币的概念。这样就比较好的控制，在改革的同时我的总需求，我的经济增长还是比较稳健的，同时又不产生过热，又不产生其他的道德风险，谢谢！
6、吴敬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吴晓灵：下面请论坛学术委员会名誉成员，吴敬链老师给我们做发言。
吴敬琏：我的题目是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我想讲四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今年11月份中共中央提出来的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个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推出这个决定就意味着我们从原来主要靠凯恩斯主义式的刺激政策来保增长，转向以提高供给质量，提高发展质量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是领导决策思路的重要改变。
过去长期中，主流思想是由需求侧的因素分析去勘察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和寻求应对的方略。由这样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经济减速的原因是因为投资消费出口三架马车的力量不足，所以应对的方略就是扩需求，保增长。但是执行这个方针若干年以后，我们现在陷入了一个困境，出现了两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投资回报递减。这些年来，每年刺激的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效率是不断衰减，几乎没有太大的作用。另外一个后果就是杠杆率不断提高。应该说去年应该说超过警戒线了，到现在还在继续提高，这样就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事实上，我们也不能再继续应用这样的方法来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
所以这个决策是非常重要的，好多年来，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对于讨论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问题的B寸候，不应该使用需求侧的分析，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对于中长期发展来说是无效的，而且弊端很大。
第二点，从需求侧的分析得出一些什么结论呢？GDP总量和需求总量，和生产要素的数量是相等的，是恒等的。但是你要分析GDP总量变化的时候，你可以从需求侧去分析，也可以从供给侧去分析。刚才易纲的PPT里面有一个图很清楚，一边是需求侧诸因素，一边是供给侧诸因素。
供给侧因素主要就是从增长来说，一个是新增劳动力，第二是新增资本投资，第三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等。从这个分析提出的结论是什么？第一个是经济振荡，我们为什么发生经济增长减速？因为供给侧几个因素都在减弱，一个是人口红利消失，一个是增加投资难以为继，潜在增长率下降，有很多文献研究，白重恩教授的研究，吴晓英教授的研究，都系统说明了这一点。
在这个振荡下，处方就是说通过纠正资源的误配置，就是结构恶化，改变结构恶化的状况和建立兼容的激励机制来调动积极性。千方百计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效率。
所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其实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投资实现的增长，转到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所以问题的核心和实质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
第三点，加快经济发展转型成败的关键，是能不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实现转型的体制性障碍。正式提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经20年了，是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提出来的，但是直到现在转型还没有能够完全实现。在提出要实现经济发展转型10年以后，就是2005--2006年制定十一五的时候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进展这么慢？当时给出的结论就是存在体制性障碍。
我当时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增长模式的决策，这里面详细讲了当时有哪些体制性障碍，归结起来就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使市场的作用不能发挥。那么这个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怎么才能解决呢？那就是要靠全面深化改革，用全面深化改革来消除这些转型的体制机制障碍，发挥市场的作用，发挥市场的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发挥市场在形成有效激励机制的作用来实现转型。
第四点，从三个月来，执行中央决定的情况来看，现在我们在执行这个决定的时候有两个问题是急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是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还是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大多数人都承认市场力量能促进资源从供过于求效率低下的部门企业流出来，转向供过于求效率较高的部门企业，实现决策优化，也承认市场能有力激发创新和创业的活力，达到奖优罚劣。但是建立健全市场机制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而且需要相关的机构和人员放弃一切既有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往往步履维艰。
因此对于政府机关和官员来说，最顺手的就是老方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去调结构。一方面下达指标压缩过剩产能，消除房地产库存，要求网络提速降费，另一方面设置各种各样的扶持基金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企图用高投资、高补贴推出一个科技创新的高潮。可是近年来的经验证明优化结构必须优化良好的体制机制，再辅助必要的行政手段。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结构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说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个概念需要澄清，就是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在中国的经济学文献里面很少用，但是西方有一些人，特别是欧洲人很喜欢用这个词，在金融危机以后，一些国际组织在欧洲国家力推结构性改革。我查了一些文献，当时结构性改革说的是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革，也就是我们说的体制改革。但是和我们供给侧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被人理解为供给侧的结构的调整，现在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报道，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实际上回到了老办法，就是用行政力量调结构。我很担心，这个办法恐怕不能取得我们预期的效果。
另外一个问题需要我们注意的，需要加以改进的，就是决策部门的执行部门好像有点脱节。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做了很好的顶层设计，很多改革项目指导意见或者方案设计，都得到了中央深改小组的批准。但是这些顶层设计和指导意见和一些具体实施方案的衔接好像存在问题。
有一些指导意见和配套方案之间不衔接，我跟电力部门的人做了一些讨论，指导意见大体上回到2002年的五号文件，这种现象很明显。好像国企改革的指导文件和N个配套文件也有这个问题。最近一个月以来，所谓改革空转，领导部门忙着发文件，下级部门忙着学文件，一个文件还没有学完，第二个文件又来了，叫做改革空转，或者说改革成为了修辞迷雾。
这种批评有些可能不实，但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一定要把这些很好的改革顶层设计，指导意见落地生根，就向习近平总书记的1月11日中央深改小组会议讲的，今年一定要力争把新体制的主体框架搭建起来，牢牢扭住全面深化改革各项目标落实主体责任，理清责任链条，拧紧责任螺丝，提高履职效能，打通关节，疏通堵点，激活全盘，努力使各项改革都能落地生根。我希望或者我建议，我们的领导部门和执行部门要充分协作，一项一项的改革，来研讨它的进度，它原来的设计是不是有改进的地方，在我们执行过程中有哪些堵点要补充。
7、刘世锦：去产能
吴晓灵：现在休息15分钟。下面进入第二阶段自由讨论，在此之前我们还有4位同志做了一些准备，他们先发言。先请刘世锦发言。
刘世锦：根据会议的安排，我就去产能的问题谈三点想法。
第一点，有一种观点，认为去产能会降低增长速度，我以为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而且是似是而非的。比如说目前中国钢铁行业的产能和在建的达到12亿吨左右，去年产能8亿吨。煤炭已有和在建的产能50亿吨，去年不到37亿吨。过剩的产能在30%以上，这些行业目前基本上是以消定产能，一直再减库存，所以去产能并不会影响产量。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大量的过剩产能压的价格起不来，有的价格稍微高一点，生产就开始增长了。所以现在已经是40多个月PPI的负增长。煤炭、钢铁行业是负的20%以上。相应的大面积企业亏损，钢铁行业，沙钢、宝钢都在亏损。有一些地方拖下去会出大问题，只有实质性的去产能，我说的实质性的去产能，物理意义上的去产能，真正把工厂它关掉，才会使PPI和利润逐步回升。从经济学意义上，去产能影响的不是产量，影响的是价格和利润。它不会影响增长速度，而是减亏损提效益。
之前我们通过研究提出一个判断，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到现在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最近我们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在今后一两年的时间，比如说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有触底的可能性，最近讨论很多，我们没有理由把中国经济看空。但是这种触底是有条件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有三个指标，需求侧主要是投资增长速度趋稳，供给侧PPI要趋稳并且由负转正，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后两个指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去产能的力度和进度，去产能这件事必须抓紧。
第二点，严重过剩产能的出现，有结构性问题，有体制问题，最难办的还是体制问题。现在我们讲的去产能主要是重化工业，实际上最近几年，经历重大调整的还有出口行业，出口行业过去增长基本上是百分之二三十，去年是负增长，回调力度也很大。现在是静悄悄的调整，企业经营困难，关闭，有的转到越南，有的经营不下去干脆跑路。
出口行业以民营外资企业为主，即使重化工领域，煤炭行业，我做过调研，比如说内蒙、山西等地，民营企业不赚钱，基本上已经关门了。现在亏损扭亏无望，基本上都是国企。
现在有一个说法，国有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我们回到90年代中后期有一个争论，你是拿钱养一个本应关门的企业去养人，还是直接拿钱养人，把企业放出去，该关闭就关闭，该重组就重组。当前讲去产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是国企深化改革的问题。
必须以改革的思路和办法，不能用救助照顾的办法去产能。重点是解决好人的问题，债的问题，资产重组问题，特别是股权结构，现在讲混合所有制改革等等。目前需要警惕的，把一些体制并没有解决，或者问题相当严重的，产能过剩行业大的国有企业，用拉郎配的办法捏在一起搞重组，这个办法不能解决已有的问题，而且会引发更多的问题。
我有一个建议，在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的国有资本，可以把国有资本划归地方社保资金，重点解决去产能过程中的人的安置和再就业问题。因为地方上有一些有国企，国企的国有资本也可以划拨地方，因为这些企业的职工，大部分都是在地方的，人是在地方的，所以这样的办法有利于央企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合作。
第三点，去产能不能只喊口号下指标，要有切实管用的机制。去产能实际效果怎么样，从大的方面看，是不是有好的机制，顶层机制上要有创新，不能用过去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办法，同时给地方有更大的创新空间。我想提一个，与碳排放权交易相似的思路和办法，简单来说，确定总量，分配配额，允许交易，奖励挂钩。具体来说就是国家提出某个行业去产能总量的指标，按现有产能分配到各个省，奖励措施与实际减去的产能挂钩，同时准许配额交易，这样竞争力强的地区和企业可以把自己的配额卖给竞争力差的地方和企业，竞争力强的地区和企业可以不减或少减，竞争力差的地区和企业可以多减，但他可以得到配额交易的补偿。
这个办法有三个好处，第一有利于完成去产能的总量目标，第二符合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第三竞争力差的地区和企业能够获得补偿，提高去产能的积极性。
现在唐山有的地方已经这样做了，不仅仅是理论上的事了。在国家层面可以试，在省和市一级也可以做，政府应该鼓励这个积极性。
8、王一鸣：去库存
吴晓灵：下面请王一鸣发言。
王一鸣：根据会议安排，让我就房地产去库存发言。
房地产的销售额既定9万亿，税收占的比重很高，房产税、营业税、附加税、企业所得税占到30%。我觉得在国民经济当中非常重要，伟民说把情况搞清楚，房地产库存到底是什么概念？
我觉得有大中小三个口径，最小的口径已建成的商品房待售面积有7万多一点，中口径再加上在建的未售面积，又是70万，最大的口径已经购了土地，还没有开发的，可以估算它可以形成多大的供应量。到去年12月底待售面积，大数是7.18亿。按这个口径去库存，按去年全年销售面积12.8亿，去库存要6.7个月。加上在建面积是73.5亿，加上中口径，要5年9个月，如果再加上待开发土地面积，按平均容积率2.37计算，要6年5个月，这是库存的概念。
现在最突出的矛盾，一个就是三四线城市化解库存难度更大，现在一二线销售转暖总体有所缓解，但是三四线城市是矛盾的焦点，而且下一步怎么化解？还找不到特别有效的办法，这是一个难点。
第二个难点，商业用房、办公楼、写字楼，这块由于现在互联网，网购迅速发展，商业地产受到直接的冲击，特别是实体店。所以这块去库存，商业用房和办公用房这块去库存压力更大。如果最宽的口径需要10年10个月去库存。也有相当一部分库存以后也没有办法消化，库存有的是受政策因素约束，还有产品本身就不适应市场的需求，以后会是烂尾楼，这个也要有清醒认识。
化解的办法提8条建议：
第一在人口净流出的这些地区控制房地产用地供给量，而且已经卖出去的土地要改变用途，如果再建房子的话会困难，而这些地方对土地财政有依赖，不控制会带来的问题。
第二提高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货币化安置比例。去年安置比例是28%，如果能提高到50%就能消化掉一块。
第三发展批量化租赁的市场，我跟万科聊过，他们也意识到他们有的房是卖不出去的，他们也做盈利模式，批量化租赁一定要有盈利模式。现在的障碍是什么？外来人口租赁，价格不能太高，如果按商业融资的话，利率太高。政府能不能给一些利率补贴，盈利模式是可以做出来的。
第四公积金能不能拿出一块做试点，探索建立城市住宅政策性银行，主要面向农业转移人口，因为他没有资产做抵押，又没有什么信用，按揭的模式很难做，能不能做一些探索。
第五在试点的基础上，能不能推进住房按揭货款利率抵扣个人所得税。最简单的操作，上个月交的利息，拿着利息单子充当下个月的所得税，上海已经做过了，成效还是很明显的。
第六进一步鼓励农业转移人口，里面有很少一部分具备购房的能力，2014年统计，占外地务工的1%，如果提高到2%，这也是相当一块。能不能对这些人购房有一些特殊的激励政策。现在有的地方已经做了，比如说安徽，农民工买房政府给你补贴，契税能不能降低，货款能不能给点贴息。
第七商业用房、办公楼能不能资产证券化。
第八房地产政策怎么样给地方更大的自主权。以前的一些限制性政策尽量取消，因为房地产在人口净流出和净流入的地区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一定要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包括税收的优惠。这样能够让净流入的地区住房的销售能够进一步活跃起来。
9、蔡昉：劳动力成本
吴晓灵：下面请蔡昉做演讲。
蔡昉：我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谈一下。
我先说一个指标，我们计算过一个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也叫巴拉萨指数。它的含义是你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你的出口份额做为分子，世界的同一个份额做分母。
我们算了从2003年一2013年下降了36%，我们因为自己的比较优势下降而不能继续增长，而不是因为世界经济降下来了，不是同步的降，我们降得更快。我们比较优势下降，其中很重要的，表现在单位劳动成本上。最近日本媒体和学者做了一个结果，我们两国的单位劳动成本已经逆转了，所以用美元计算，1995年的时候，日本是中国的三倍以上，2013年中国就超了日本，2014年继续超。这个说法有一个错的地方，两个对的地方。
我先说错的地方，我们判断中国还没有超过日本，2013年没有更新的数据，但是到2013年，他说我们2013年超过了，2013年我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是德国的29.7%，是韩国的36.7%,是美国的38.7%，我们是2011年日本的39.5%。后来汇率发生变化，但是我们知道汇率发生变化趋势又返回来，我们判断目前还没有超过。
对的地方有两个，第一个决定企业、产业和国家制造业竞争力，比较优势不仅仅看劳动力成本，还要看你的劳动力生产率，就是劳动生产率是分母，劳动力成本是分子。用单位劳动成本分析是更合理的，比按工资还合理。
第二个对的地方中国单位劳动成本提高非常之快，远远快于比较发达经济体，和大的制造国。这些国家单位劳动率成本基本上是有波动，但是在同一个水平上，我们是单调的提高，因此说超过他们也是指日可待的，这是对的地方，应该值得警惕。
解决办法可以从分子和分母两方面采取措施，分子延缓工资上涨的趋势，分母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我有这么几条建议，第一增加劳动力供给，绝对数上是不可能了，因为我们劳动年龄人口已经是负增长了，那么考虑到劳动参与率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人口到2017年，也开始负增长了，这个趋势一直下去了。睢一的办法，就是说让它转移。去年我们的劳动力转移，农村劳动力外出增长速度几乎是零了，也很有限。因此必须通过户籍制度提高劳动力参与率，特别是提高农民工非农就业参与率。我们看了一下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对应有效劳动供给大概是900余万人，可以抵消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负面影响，延缓工资上涨的势头。
第二劳动力成本还有很多非工资的成本，大家都在谈的就是社会保障缴费的水平，我们过去看过，我们有很多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项目，但是事实上有大量节余，我觉得这个不合理，完全有余地进行调整。
第三避免用错最低工资制度，因为我们搞劳动的，我们知道最低工资制度不是政府干预工资的政策手段，而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保护最弱势的那帮人，不要被雇佣方欺诈的保护政策，不是干预工资的政策，不要把它用来推动工资的上涨。
最后一个劳动生产率，分母是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它是保证单位劳动成本上升慢一些，维持制造业竞争力的终极源泉，归根结底还是要上升，但是我们想赢得时间，因此尽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但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我觉得有三个因素。
第一是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实际上这是不利的，因为我们做了一下人口分析，2011-2020年期间，我们新成长劳动力，每年是以1%的速度递减，而新成长劳动力就是所有各级毕业生加起来，因此这部分人口的递减，意昧着说你人力资本存量的改善是要放慢的，放慢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做一个数，我们就看新成长劳动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善总的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最后我们发现总的人力资本存量也在2011-2020年期间每年以1%的速度递减，实际上变坏，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我用的人力资本是受教育年限。
第二个手段，提高资本劳动比，企业都会干，政府也会干，但是这种办法是有限的，资本劳动比不断提高会导致报酬递减，不可能长期使用。有一个跟楼部长刚才说的不一样的信息，日本在失去的10年和20年，它的劳动生产率的确还在提高，但是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提高。也就是说在它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中，94%的贡献来自于资本劳动比的提高，那么还有21%的贡献来自于人力资本的改善，加起来都超过百分之百了，因为全要素生产率是以15%的速度下降的，因此也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曰本失去的10年，20年，30年。
第三个手段，归根结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过去我们最快的速度就是部门重新配置劳动力，现在这个东西越来越少了。因为我们去年农业转移劳动力就已经是负增长了，今后可能更难。那么接下来是在产业内，企业之间重新配置资源，也就是说要创造性的破坏，要消除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
来源：中国金融信息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