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纪要
1、周小川—关于结构性改革的国际实践
2、杨伟民—供给侧改革的任务
3、楼继伟-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全要素生产率
4、钱颖一：企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
5、易纲：关于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管理好总需求
6、吴敬琏：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7、刘世锦：去产能
8、王一鸣：去库存
9、蔡昉：劳动力成本
10、李扬：化解金融领域的风险和去杠杆问题
11、许善达：供给侧改革的落实
12、宋晓梧：企业在用人方面的自主权
13、张曙光：对于现状的担忧
14、卢迈：产业结构和企业层面的改革和创新
15、柳甄：移动出行与供给侧改革
16、白重恩：劳动力效率的配置问题
17、汤敏：创新终生教育方式
18、哈继铭：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19、高培勇：财税改革的时期
20、李稻葵：稳定金融为第一要务
21、王小鲁：货币政策的取向
22、盛洪：哪些生产要素应该更有效的配置
23、李晓西：深化供给侧改革
24、刘志硕：互联网化带来的挑战
25、秦朔：内容产业的供求变化
26、刘光超：供给侧改革的法律支持
27、郑秉文：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28、汪同三：劳动力成本上涨不能超过经济增长
29、朱云来：投资模式的黄昏
第１－９位嘉宾演讲请翻阅昨天公号发布
10、李扬：化解金融领域的风险和去杠杆问题
李扬：我的题目是关于化解金融领域的风险和去杠杆问题。
前面的问题我讲不了，我讲讲去杠杆的问题，大家对去杠杆的概念不陌生，一直在发达国家政策术语出现。五中全会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要降低杠杆率。一个月左右中央经济工作会重申这个要求，五件事，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去杠杆是很重要的。
我认为分析大事情需要有合适的框架，现在人人都说去杠杆，我们看，恐怕有的人说的不是那么专业，去杠杆，杠杆问题必须要在合适的框架上，这个框架上就是资产负债表。有了资产负债表，我们能非常系统准确的来刻划负债和杠杆，我们能准确知道这些负债用作什么，进一步我们知道这样的负债是不是会引起债务危机，所以必须要在资产负债表上进行分析。我们编了中国12年的国家资产负债表。
有两个概念要交代一下，作为财务概念，杠杆率实际上是总资产中权益资本比率，对生产性企业如此。我们现在的杠杆率实际上是借用的，在这个状况下，它是非企业的经济主体，它的杠杆率是指这些非企业的经济主体债务与名义GDP的比率，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
杠杆率是一个衡量经济主体的债务风险的指标，可以较准确的反映出经济主体的防范能力。我们的研究显示，危机以来中国国家负债率在上升，这些指标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国家负债率上升，与全球危机蔓延和国内经济下行密切相关。
这个图非常概括的刻划我们国家从1996---2014年，杠杆率的变化情况。
有三段，一段是加入WTO之前我们国家杠杆率是上升的，第二段是加入WTO到本次全球危机这一段杠杆率稳定而且下降，危机以后，特别是2009年之后杠杆率逐渐上升，表明危机对于杠杆率的变化产生非常大的作用。
本来中国居住杠杆率是很低的，这几年的措施，住房、汽车消费、耐用品消费，鼓励借债，所以中国有了负债，杠杆率开始提高，稳步提高也是在2009年以后2009年之前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是很平的，但是2009年以后，它开始上升。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升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因为在中国，企业出问题一定是银行出问题，银行出问题一定连带财政出问题，财政出问题一定意昧着整体经济出问题，有这样一种连带关系。杠杆率从2008年的98%提升到2014年的149%，增加是非常快的。
我们做了国际比较显示，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在所有比较国家中最高。中国杠杆率如果有问题，主要在于企业，是非金融企业。ZF部门杠杆率的变化是比较稳定的，我们标出2009年，但是没有特别明显的倾向，但是它告诉我们，ZF部门杠杆率不断提高可能是一个趋势。
我们研究的优势，讲了负债以后，看看资产。对于资产做了分析，给了两个口径，一个是宽口径，所有能算的账都算上，再一个是窄口径，扣除不具有流动性的资产，只留下高度流动性的资产，宽口径2014年底中国净资产是103.3万亿，窄口径是28.5万亿。这些数字被国际上的研究者经常引用，结论是中国能够应付1.5次大危机。
去杠杆是个战略，我们探讨怎么去杠杆，杠杆既然是率，率就有分子和分母，我们可以用分子和分母支撑一些对策。
分子上，偿还债务是正道，出售资产偿债更是正道。对单个主体正确的东西，但大家都出售资产去偿债，资产价格急剧下降，就卖不出价钱，债可能越偿越多。就会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
我们有一个例证2014年末全球债务是199亿美元其中57亿美元是危机以来发生的。去杠杆成为目标以后，杠杆率在迅速提高。因为去杠杆是很强的经济紧缩，稳定经济为第一要务的当局不可能容忍这个事态发生的，所以在经济稳定和去杠杆之间，当局一定取经济稳定，所以我们看到一边喊去杠杆，一边杠杆率在提高。
第二个对策是减记，可行性存疑。而且极尽赖账，即便可行减记过程也会导致资产价值损失及对其他市场的溢出作用，也会打击市场信心，导致信用萎缩，是不可取的。
分子对策，ZF或央行承接债务，我们判断短期可行，而且可能是唯一的出路，长期风险非常大。如果由ZF承担，由于存在李嘉图等价，未来税收负担会加重，如果增加ZF债务方式筹资，ZF债务会不断积累，可能导致财政悬崖类似美国出现的情况。
用央行承接，扩张其资产负债表，效果非常明显，但未来某个时候一定要收缩资产负债表，美国量宽退出告诉我们，量宽退出可能比量宽更痛苦，目前美联储和世界各国银行都面临这个问题。在分子上用ZF、用央行承接债务，是迅速稳定形势的措施，可能是唯一的措施，但是我们采取这个措施的时候，要考虑它有很长时期的负作用。
分母对策，分母是GDP，增加GDP是根本的措施，不伤害经济健康的治本之道，因此改革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长速度，同时控制债务增长速度，是降低杠杆率的关键所在。
在中央文件里说到发展直接融资降低杠杆率，这个说法对微观是正确的，对宏观是无效的。对单个主体来说直接融资可以降低杠杆率，是杠杆率的转移而不是降低。
作为国家总体，降低杠杆率的睢一出路只能是在控制债务增长速度的同时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
我们的结论就是去杠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古典危机中去杠杆通过银行倒闭，金融市场狂泄、失业率上升，市场萧条等极端形式在短期内集中爆发完成的。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经济广泛类金融化等情况下，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成本急剧下降，货币当局应对传统危机的技术已经相当娴熟的条件下，去杠杆将是一个极为缓慢、曲折波动的长过程。
核心问题在于去杠杆和保持适当增长速度存在着矛盾。今年我们一月的数字就被人质疑，我们刚说去杠杆，但当局却在加杠杆。要在两种间保持某种平衡，殊非易事。所以在经济增速下行趋势未得扭转的背景下，保持适当速度会成为当局的首选。虽然去杠杆关乎经济长远健康，但在短期内肯定会被牺牲。危机持续过程中设定去杠杆的任务，核心的意义在于提醒全社会不能迷失方向，不能过度依赖需求方调控，需要从供给侧合理安排去杠杆的路线图，并坚定不移的推行之。
还有结构性的问题，期限错配问题，地方ZF的资产量很大，但是负债集中在短期内，所以期限错配问题非常突出。对于我们整个国家来说，整个中国和对外来看，我们资本结构错配是很大的问题。我们中国是净投资头寸国家，但我们对外投资的收益是负的，我们对外负债是很大。我们和美国的情况完全相反，美国虽然是净债务国家，但是对外部门的收益是正的。我们是净债权国家，但我们的收益是负的，这种状况和我们国家的对外战略是有关系的。总之我们需要重视这个问题，但是不要以为它能很快解决。
11、许善达：供给侧改革的落实
我觉得对今年的经济形势估计不要太乐观。
从去年发展情况来看，去年股市的形势，造成金融业发展速度很快，还有电商发展速度很快，其他的行业发展速度不快，这两个快的因素在今年没有去年那么大，但是别的地方也没有看到太大的增长态势不会太乐观。
我觉得供给侧的改革，三中全会决议已经说了很多，但是到现在主要是落实问题，从供给侧来讲，财税方面最大，一个是营业税改增值税，这个事拖了很长时间，迟迟没有动，需要有五千亿减税的规模。
第二个就是社保缴费，降低社保缴费率，要研究全国统筹。不全国统筹，缴费率也是很难解决的。现在已经有很多地方收支出现逆差。我们想这两项要是不做的话，结构性改革的效果，税收减少的小措施力度不大。这两项改革，靠一般的预算，重新切蛋糕是切不出来的，必须得另外筹集财政资源。
我们曾经写过一个报告，国有资本供给要调整，要拿出10万亿以上的国有资本调整，解决这两项税费降低所需要的资源。如果不下决心，你光说要营改增，要降低社保缴费率不可能的，现在的财政支出不可能调整出这么大的空间。
第三个意见，刚才大家发言里面有一个标题，全面降低成本，我觉得这个提法就不对。
咱们研究企业发展，我们要降低投资成本，但是要增加企业搞研发，很多企业折旧率是很低的，提了30年，30年都不足，这样的成本就不能再降了，而且要鼓励提高折旧率，我们应该加速折旧。还有就是研发投入，现在财务制度跟联合国是不一样的，联合国把研发从财务成本提出来，作为投资行为，我们国家没有改，研发仍然是成本，全面降低成本，应该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要调整成本结构，有一部分成本是要增加的，有一部分成本是要降低的，我觉得这样才是比较完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这方面的要求。
12、宋晓梧：企业在用人方面的自主权
刚才听了楼部长的发言，我非常赞成去产能过程中，一定要给企业留点自主权，不能规矩企业，应该对应生产需要，我们80年代搞企业改革的时候，企业法、公司法已经说明了，一定要保证市场劳动力供给量的灵活性。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193号公约，集体谈判可以在企业层级、行业层级、区域层级和国家层级这4个不同层级上展开。至于哪个国家应该在哪个层级上侧重，这是由一个国家具体的政治经济和当时的条件决定的，ZF不能够强行规定。搞行业和区域谈判，欧洲、德国等国家在集体谈判数量中，北欧和德国集体谈判条例60-70%是行业区域级的，日本主要是企业，但是中央没有禁止过，ZF也没有说过行业不能搞。你能说日本20年经济衰退是由于局限在企业级谈判吗？不能这样说。也不能说南欧是由于搞了行业或者区域谈判经济才差。德国和北欧主要是行业和区域集体谈判，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慎重。我参加国际劳工所的研讨谈判中，国际劳工所得出的结论，日本和韩国，行业和区域级对于抑制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好处，因为劳动力是跨企业流动的，区域的限制不利于平衡劳动力的价格。
13、张曙光：对于现状的担忧
我想针对我们报喜不报忧谈一点看法。
拿去年的情况来看，我觉得增长6.9%不全是喜，也有忧。去年的喜在什么地方？我们从现在的数据看，也许结构调整有点效果，三次产业的结构有所变化，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
忧的地方，大家看看工业部门，不要光看数据，看看统计局的景气月报，50种工业产品，其中24种是负增长，剩下26种是正增长，增长也不大，6.9%是怎么出来的，里面有没有问题，我觉得值得我们思考。
刚才李扬讲去产能，去杠杆的问题，既需要坚持政策，今年的增长还会有，政治上承受力怎么样，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讲点长期问题。咱们30年跨越了贫困陷阱，实现了工业化，到了小康。现在要跨越第二个陷阱，大家说是中等收入陷阱。跨越这个陷阱仍然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前面是工业化结构性的变化，我觉得现在这个变化也是很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不光是一些投资、消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恐怕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人力资本和创新的问题。这个阶段里面，我觉得最麻烦的事情，恐怕是金融货币危机。一个是债务危机，一个是汇率风险。
咱们可以看到，跨越这个陷阱要激发活力，要有企业家精神。既然工业化的过程，计划经济都不可能，需要分散决策，需要大家的参与，需要发挥大家的自由创造。但是你可以看一看，既然需要分散的，咱们现在在走向集中决策，既然需要自由创造，咱们在很多方面统治思想统治的越来越严。
如果是这样，如果咱们在金融和经济上出了问题，可能上去了又下来了，调整一下至少得三五年。如果经济上问题再引发政治上的问题，我看就是一二十年的问题。事实上咱们跨越贫困陷阱三十年，再跨越第二个陷阱可能也需要30-50年，大家想一想，如果折腾一下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我提出这个问题供大家思考。
14、卢迈：产业结构和企业层面的改革和创新
供给侧的改革要讲创新，我们讲大众创新。传统企业讲去产能，去杠杆。在中国发展高端论坛上我接触很多外国大公司，他们睢准的是结构改革，是产业结构、企业层面的改革和创新。
万事达本身是一个支付的产品，但是现在提供全方位的，提供过海关一整套服务，利润率已经是三四十了，利润率还会进一步的提高。另一个是飞利浦公司，把传统家电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医疗器械，一部分是照明。照明这部分，现在是很传统的产业，将来用照明联网，到商店要买什么产品，在灯光下就可以引导你到那个地方。在机场你说到哪个地方的航班，可以引导你去办理。只要有灯光，比现在互联网传输速度要快10倍或者100倍。
这两个事例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他们强调两点，一个就是说，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是我们看到负面的产能过剩，他们也是过剩。第二他们重视跨界经营，我们现在对这些问题，没有把这些问题放在创新方面。如果强调供给侧方面的改革，我觉得应该注意四点。
第一原有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我们要妥善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改革，第二个是整顿，第三个是发展。现在改革是限资，整顿是全覆盖，发展没人提，把三者关系要理清楚。
第二，我们说经济形势好不好，我们总说有亮点，有问题，今后要在中部地区和东北，去看看有没有出现亮点。这些地方在咱们经济总量中占的比重相当大，但是都是传统产业密集的地方，现在面临比较多的困难。如果这些地方由于创新带动出现了亮点，那么中国经济是有希望的。
第三，创新不仅仅是投入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否则没有人在这方面下工夫投入。
第四，对外资企业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也好，或者它在这方面进行的结构调整也好，要采取更多的欢迎的态度，不要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不理人家，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再开大门。对他们设立的很多研发中心，对于他们的产业向中国转移所做的一些做法，要采取更多的欢迎和支持的态度。
15、柳甄：移动出行与供给侧改革
大家好，我是Uber战略负责人柳甄，今天非常荣幸参加这个会，听到很多专家学者发表他们的观点，我作为颇有争议移动互联网专注出行行业的移动互联网的代表，我今天想谈一谈在实践中，或者在于商业运营中摸索出来，发现司机对我们商业发展重要意义。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发现，第一个发现撬动整个供给端，是解决打车难最实质的关键。第二如何利用创新和技术研发充分开发和利用供给侧。
第一点，大家都知道专车出现其实解决了人们需求的痛点，打车难，打不到车。但是其实专车发展的关键是重视供给端，就是司机端的增长。大家知道Uber和滴滴这样的专车是平台经济，但是不同于淘宝这样的平台。司机端，就是规模的增长，是整个产品直接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关键。
因为在淘宝卖衣服，淘宝店家多，对用户直接的体验和产品的质量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在出行这个行业就不一样了。十万辆车，几十万辆车和一百万辆车，给人带来出行难点是不一样的，北京有6万辆车，北京专车高峰的时候有一百万辆，解决人们在偏远地区打不到车，解决人们在高峰期等待的时间由15分钟变成5分钟，变成3分钟。因为充分的供给解决了打车难的问题，增加了流动性，提高了乘客的体验。
最重要的是给司机带来什么？原来一个小时一个司机接一个订单，赚一个订单的钱。但是在充分供给和需求两端对接上，一个小时可以接两单，接三单，极大的增加他们的收入。所以撬动整个供给端，扩大司机的规模，是解决人们出行难非常关键的一点。
第二点，怎么充分利用供给，我们认为只有研发、创新。Uber库，是一个多人拼车的产品，一个乘客从金融街打到动物园10块钱，如果能顺路接上钓鱼台的乘客再到动物园，10块钱两个人可以分担，一个人出5块钱，一个人出6块钱，司机多赚一块钱，乘客节省了成本。
从供给来讲，原来只有空驶的车可以停下，现在空驶的车有一个乘客，两个乘客都可以成为的供给。这是我们在实践运行中发现^视供给端，对我们依靠供给端的企业而言的一些商业模式，或者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点，同时也能提高空乘效率，降低人们出行成本，增加就业机会，提高乘客体验。新模式有不足的地方，希望专家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给新模式多提供意见，完善下一步的发展。
16、白重恩：劳动力效率的配置问题
刚才有几位专家提到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成本增速比较高。刚才楼部长主要强调劳动合同法，蔡昉一方面强调劳动供给的影响，他最后也讲了一个东西，我补充一下。制造业或者城市部门里面，不同企业之间劳动力的配置是造成劳动力成本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发现不同教育程度劳动力成本增加的速度不一样，09年之前大学毕业生工资增长速度快于高中毕业生工资增长速度，高中以上工资增长速度也快于初中以下工资增长速度。09年以后这种情况有反过来了。尽管初级劳动力供给减少，高级劳动力供给增加了，要素供给增加的行业增长快，我们发现雇佣初级劳动力比较多的行业增长比较快，说明不仅仅由于劳动力供给改变造成这样的影响，而是有其他的原因。
其他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又看投资的回报率，在雇佣初级劳动力比较多的行业投资回报率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说，如果我们把整个经济分成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雇佣比较多的初级劳动力，一个部门是雇佣比较多的高级劳动力。初级劳动力使用比较多的部门得到的政策扶持比较多，所以获得资金比较容易，扩张也比较快。因为获得资金比较容易，我们发现投资回报率比较低，另外一个部门投资回报率比较高，但是扩张比较慢，这里面就有资源配置低效率的情况。
劳动力成本之所以增加这么快，除了劳动力的影响之外，还有09年到现在我们劳动力整个资源配置效率是下降的。低效率的部门用越来越多的要素，使得要素成本、不管是资本成本还是劳动力成本都在上升。低效率部门对高效率部门的挤出效益是造成要素成本上升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结构改革就特别重要了。
我们讲了这么多，要去产能，最关键是让低消部门占有的资源释放出来，用到高效部门去。如果我们去产能的过程中，把这些过剩产能的行业职工都养起来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
只能说这些产能没有了，但是所释放出来的要素，如果不能用到更加有效的部门，我们就达不到提高效率的目的。劳动力市场的这些变化，有很大程度是由于我们资源配置效率在恶化造成的，所以我们要改变这个情况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去产能过程中释放出来的资源用到更有效的部门去。
17、汤敏：创新终生教育方式
我发言的题目是创新终生教育方式，提高劳动力的技能。
楼部长的发言据说在网上已经吵的沸沸扬扬了。劳动者本身对他收入的期望值，特别低收入的劳动者很难生存下来。解决的根本办法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技能。这个东西要靠教育，蔡昉说，提高教育，其实非常大。
我们现在说已经在劳动力市场的这些人，包括农民工2亿几千万，我们要靠我们教育部门，靠我们的职业培训猴年马月才能完成，另外他们职业培训部一定是企业需要的。而企业本身，刚才楼部长也说了，企业本身在这样的劳动力市场情况下，不愿意大量投资培训。
去年一个男高音歌唱家戴玉强建了一个网站叫戴理唱歌，每个星期拍一段录像，找一个业余歌手，给他指点这首歌怎么唱，拍下来放到网上。想学唱歌的就跟他学，一年过去了，现在一共有2亿点击率，全国有一千多万人跟他学唱歌。他这个是免费的，风险投资投了差不多1亿。能代理唱歌，男高音唱歌这么高大上，这么有技术含量的事，可以通过代理实现。
为什么不能代理务工、代理当保姆，代理当经济学家。几个星期前，有人请我发言，我就提出了保姆这个市场，全国现在有三千万保姆，非常需要不断培训，但是光靠保姆学校培训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在网上做代理0-6个月孩子，代理照顾老年痴呆病人，等等这一系列新的培训方式，完全可以用碎片化的时间，在手机App上就可以实现。
假如说我们有这样一套新的培训模式，包括代理创新，代理这个，代理那个。有可能创造一个全新的职业培训方式，而且是低成本，而且可以有效率解决低劳动技能。已经在工作岗位的3亿多，4亿多的劳动力技能提高，这些技能不断提高需要全新的模式，这种模式由于互联网的出现，慕课的出现，完全有可能了，现在我们需要赶紧把它推出来。
18、哈继铭：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我从市场角度谈一下，为什么人民币有贬值的压力。
一个国家有外贸经常账户持续顺差，这个国家不应该是贬值压力，应该是升值压力。我觉得现在中国的情况，资本账户在起更重要的作用，资金外流。
为什么有大量资金外流，规模如此之大，抵消了经常账户顺差以后使外汇储备下降，产生贬值压力？
我觉得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
一个是投资回报太低了，和几年前相比，很多行业产能过剩，投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现在这几年来看，很多行业已经投资过剩。投资效率不断下降，经营风险不断提高，我们看到中国债务率占GDP的比重，截止到去年底占GDP250%。未来的5年，每年经济增长依然保持6.9%以上的，按照目前的投资效率来看，债务率很可能在5年以后，根据我们很简单的模拟可能达到340%左右。
尽管中国ZF资产还是很多的，但是资产价值可能随着风险增加会缩水，但是负债一般不会缩水，甚至伴随通缩会越来越艰难，出现债务危机的风险不断上升。
另外改革步伐比较慢，三中全会里面有非常多有价值的改革建议，比如说国企改革，现在我们看到国企改革已经两三年过去了，但是国企的效率依然没有明显提高，比如说城镇化改革，户籍制度改革，
我们现在依然严格控制5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人口规模。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分析，全国那么多城市，一线、二线、三四线城市的人口流向，也就是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人口增长规模比较快，三四线城市基本不增长，甚至有的地方减少。现在如果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正好和人口自然的流向是相违背的，这样的话，户籍制度改革作用效果也不一定会很理想。
第三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三中全会的决定最精髓的内容。最近这半年多来，看到的情况，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其他的市场，发现起决定性作用还有相当一段距离要走。
第三个原因，刚才提到劳动力成本上升，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工资上涨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且快出的部分要大于其他国家的，这就使得我们的竞争优势在不断下降。长此以往这个顺差会减少甚至小时，这里面有人口老龄化的因素。
最后货币增长速度比较快，1月份还是14%的货币增长，过去这几年，速度增长一直是很快的，双位数增长。如果中国货币增长速度如此之快，而且又不贬值的话，是不是这么推下去，要不了几年，中国的货币可以把全世界的资产都买下来，显然是不可能的。说明你货币增长速度要放缓，要不然人民币有贬值压力。
19、高培勇：财税改革的时期
当前亟待把握好时机，财税改革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不用多说。财政体制改革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财税体制改革不是发生在财政充裕的时期，而是发生在财政困难。
1994年财税改革就是这样的力争，最近这一两年我们觉得中国已经进入到财政困难的时期了。比如说去年的财政收入统计结果已经报出来了，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是8.4%，一个减法按同口径做校正，要减掉从2014五个基金，减掉以后增长速度是5.9%。第二个减法要扣除掉特殊性收入增长措施带来的影响，连5.9%都维持不住了。这段时间财政管理部门不断释放财税体制改革的信息，如果父母有大包大揽儿女收支项目的时候，要摆弄儿女，管不了的时候就要给儿女政策出路。比如说去年3月份，财政部提交给人大的预算报告是这样描述的，市值改革取得重要进展，预算改革取得决定性进展，财政体制改革的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这次的表述讲到预测改革用到取得决定性进展，市值改革有序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是积极推动。
认识到这样的时期，要想办法尽可能采取措施推动财税体制改革。
第二个要重视财税体制改革两方面的制度信息，一个是营改增期间过渡性财税收入划分的制度办法，第二个是关于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指导性意见。
财政体制改革方向不能回到分权制的轨道，应该继续分税制的轨道，1994年之前所有的财政体制分的都是权，1994年分的是税的办法。现在很多这方面的措施要分权走，比如说调整增值税的分成比例，调整消费税的分成办法，分的不是税而是权。
目前我们应该注意两个误区，我们一直强调财税是单一制的，但是单一制也不是一家人，我们不说法国这样的制度，不可能把财政体制变成一家的关系，我们这么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变成一家关系。第二我们强调税权高度统一，不能把税收立法权扩大到财政的管理权，财政收支的流动权，我们要采取分级管理，我特别担心这样的路走下去，把地方财政变成打酱油财政。什么是打酱油财政呢？给多少钱办多少事，给什么钱办什么事。
第二个就是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问题，我觉得要指出，它不是财政体制改革核心的内容，当然更不是财政体制改革的全部。不管是事权还是支出责任，解决的都是支出的问题，必须得把收和支能对应起来。如果只注意支出预测的调整问题，而不关注收入预测的问题，收支之间的对应关系就打断了。
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是当前财政体制改革的短板，应该把大作为集中问题进行解决，但是注意解决这个问题以后，还要同时把分税的问题解决好。
20、李稻葵：稳定金融为第一要务
我的观点非常简单，现在国家提出十三五初期的五大任务，我认为完成这五大任务的基础就是稳金
融。中国经济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那么这一轮的转型升级与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和90年有一点根本的不同，就是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交互的关系非常明显。
我有两个基本的判断，一个基本判断，中国金融总体的基础仍然是不稳定的，不稳固的。从银行来讲，虽然
现在报出来的不良率在2%左右，实际上经济增速继续放缓的大前提下，不良率还会上升，债券市场，大量的企业，最近几年发了很多债，而且价格虚高，很多债的收益率跟国债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是不可能的风险被低估了。股票市场有大量的企业，实际上经营情况是不好的，但是价格并不低，所以从各个方面来讲，金融的基础是按不稳固的。
现在货币存量换成美元已经是21万亿美元了，每个身份证，每年可以转出5万美元，6千万的身份证，就可以把咱们的外汇储备搞光，所以整个基础是不稳的，和历史任何时期相比基础都不够稳。
今天的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比历史任何时期都要复杂。1亿的股民，五千万的股民，今年一月份的损失，每人五千万，今年一月份的股市下降。我们今天的金融跟国际关系急切密切，去年5月份股份下跌，8月份汇率改革波动，加上今年1月份股市下降，每次都带来了国际影响，每次都跟汇率贬值压力相互作用，恶性循环。我刚才讲的是实体经济和金融关系非常密切。
另外现在的保险、信托、银行、股市资产实际交互程度非常复杂。股市下降的时候，整个资产情况会直接影响我们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怎么办？
我建议有三点。
第一明确提出稳金融，稳金融是指宏观上的金融，包括资本价格，资本市场整体的股价要有明确的目标，要有机制，要稳住。比如说宣布，如果市盈率降到10倍以下，必须有一个机制，学香港1998年的时候，怎么退出，价格回来以后，基金赚了钱以后，要按香港的方式返还给股民，或者进入社会保障金，这是稳金融，稳市场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加快基础性的整顿工作。比如说一些要破产的企业，债务上就要重组，再比如说很多的银行呆账、坏账，在整体金融稳定的情况下，鼓励它赶紧重组。整体的稳定和微观的调整是不矛盾的，
是相辅相成的。
第三件事，稳汇率，非常坦率的讲，我个人观点，这一轮，此时此刻汇率改革的窗口已经关闭，汇率改革需要窗口，需要外部对你的汇率观点比较一致，而且没有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资本账户逐步打开增加，汇率弹性是有时机的，现在这个时机已经过去了。未来一段时间，我的观点以稳定为主。因为汇率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多余的价格，相当于盲肠，此时此刻影响汇率走势主要来自于金融方面，这个方面，汇率以稳定为主，千万不能产生进一步贬值的巨大压力。三件事搞好了，金融就稳定了，金融稳定了，我们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就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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