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重点改革方向至少有三——对待民营经济同等化、金融市场开放一体化、土地要素流转市场化】

□田国强

实体经济振兴呼唤深层次制度改革

实体经济困境背后的深层次根源是制度原因，这才是关键，是决定性的因素。构建一些最基本的基础性制度环境，才是最重要的。否则，无论是何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不可能激发工业革命或者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因为这些都是内生变量，是果而不是因，是否能实现取决于基本的制度环境。比如，企业家天生就有创新精神吗？不见得。国企靠垄断就能创新吗？也不见得。还是要依靠最基本的竞争市场。竞争导致利润下降，利润下降导致企业有动力去创新，创新得到了垄断地位从而获得垄断利润，垄断利润又导致了更多的企业竞争。中国应该致力于在经济领域形成这一良性循环过程，这才是企业愿意去创新的根本动力。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理清治理边界最关键的就是政府的定位，定位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边界，当然这就牵扯到了改革，改革就是对规则或制度的重新设计。

因此，实体经济困境背后的深层次根源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尚未得到合理界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民营经济的主要作用远未得到充分发挥，使得原有经济发展方式不具可持续性，而政府有没有发挥好的、恰当的，而不是过多的作用。在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决定型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政府的不作为、乱作为又使得经济增长过快过大地偏离潜在增长率以及导致了社会、生态及贫富差距过大等其他治理问题。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释放要通过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以及从经济自由化到市场化、民营化的深层次制度改革来实现。

我们对上述内在逻辑的分析结论得到了四位俄罗斯裔经济学家量化分析的科学验证。他们在NBER（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2015）“TheEconomy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1953”（《1953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中对1953-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2012-2050年的经济增长做了预测，通过运用国际前沿的“楔子法（wedgemethod）”找到一些领域扭曲最大的地方，分别以改革开放前后各因素的贡献作为假设进行预测比较，其结论就是，改革与不改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别巨大，年增长率在2012－2024年相差近3个百分点，而改革开放前后30年相差更大，超过4个百分点。

上财课题组的量化分析通过“楔子法”也给予了同样的验证。如果在市场化的城乡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均迅速达到较为理想的状态下，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未来很长时间内都将保持相当高的水平，自2016年起，仍能在未来的7至8年内保持7%以上的平均增速。与之相反，如果从现在起各项改革陷入停滞，则潜在增长率也会受到较大影响，在2016-2020年和2021-2025年的平均增速分别仅有5.57％和4.36％，将会极大地增加中国经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实体经济振兴离不开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前面提到它们不是外生变量，不是天然具有的。企业不是天生偏爱创新，而是取决于基础性的市场制度，并且是竞争性的市场制度。这不是在政府随意干扰的市场制度下能够形成的，关键要看是否有良好的基本制度环境。

刚过世的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WilliamBaumol）扩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论述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确立依赖于制度的选择，从而属于内生变量。如果影响企业家行为的游戏规则是非常态乃至破坏性的，那么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也得不到释放。所以，基本和基础性制度环境的建立才是最为关键的，如现代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的基本结论就是：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关键还是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从长期发展来看，标本兼治的任务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制度供给改革、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改革。

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改革切入点

市场化改革千头万绪，下一步的重点改革方向至少有三——对待民营经济同等化、金融市场开放一体化、土地要素流转市场化。这三点其实都跟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究竟应该分别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条主线有关，涉及如何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治理边界。

要旨还是进一步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将政府最基本的作用和职能尽量限定在“维护”和“服务”上，也就是制定基本规则和保障社会秩序稳定，以及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1.对待民营经济同等化。民企天然具有效率优势和创新冲动，民营经济在就业岗位、产值贡献、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等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的方向应该是进一步提高经济领域的自由度和竞争度，尤其要消除一些不合理的行业进入壁垒、歧视性政策等，同等对待民营经济。唯其如此，才可能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那么，财政如何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呢？我们建议，一要降低民企的过重税费负担（放水养鱼）；二要提供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基础研究、交通设施、网络设施）；三要支持民企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四要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有利于高薪吸引人才回国服务）；五要支持人才引进（积极鼓励和支持引进高层次人才）。

2.金融市场开放一体化。金融只有在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的过程中，才能成为经济的中心。中国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需要金融改革发展的动力支持。目前，中国金融市场还是一个政府监管过度、干预过多的市场，是一个准入壁垒森严的国有垄断市场，由此导致了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目前，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管道没有打通，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内放开、对外开放的力度。

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业的新生事物，来自民企、来自民间、来自草根，已经并将继续对国有部门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金融带来巨大冲击，它是中国经济在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新业态。

智能手机加上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革命，使得个人和中小微企业的市场行为和信用记录越来越为外人所知，信息越来越对称，同时使得融资风险由众多债权人分担，这样既可以降低融资交易成本，又会大大缓解中小微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3.土地要素流转市场化。要素市场的扭曲特别是竞争性土地市场的缺失，已经使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地方财政体系均发生扭曲，进而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城镇化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要转换到市场导向的、开放型的城镇化道路上来，首先还是必须提供这种城镇化的必要条件——由真正的土地市场来配置土地。政府应该回归到维护和服务的基本职能上，只管城市规划、区划，管理土地市场的外部经济性，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而放手让市场配置土地，促进市场导向的城镇化早日完成。

土地要素流转的市场化改革还需财政体制改革的配套跟进，因为前者意味着地方政府将有很大一部分支出需另辟财源。房屋增值的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城镇化中公共设施的改善和提供，因此，可采用国际通常方法，将集中在房地产开发和销售环节的税费整合成房产物业税，每年征收。这样，既利于提高效率，也更能彰显公平。通过增加持有环节的成本，让投资者把房子投放到租赁市场和二手房市场上去，形成真正的消费品，降低现在较高的空置率。此外，通过此项税收可以调节社会财富分配和缩小收入差距。对地方政府而言，这也许是一种比一步削减土地出让金及有关税费更具操作性的方式。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