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碚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摘要】工业经济增长减速趋稳的态势基本形成，而工业化和城镇化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趋势性因素，仍然需要并支撑着中国工业将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稳中求进新时代已经到来。因而，工业经济增长的走势、工业经济体制机制、工业经济政策的理念等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复原工业本性，实现健康发展，是这个时代工业升级的实质。“稳”的含义应是：稳心态、稳政策、稳预期。“进”方向应是：更高素质、更平衡协调、更绿色环保。而推进改革则是实现稳中求进的根本保证。市场的力量是强大的，政府的职能是有限的。从容、稳健、慎重、适度的政府调控才是保证中国经济步入稳中求进道路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可行和可靠的政策保障。

【关键词】工业发展；稳中求进；体制改革

JEL: E60，L60，O11，O14

近年来，“稳中求进”成为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不仅从工业经济运行状况和增长态势看具有减速趋稳的特征，而且，工业发展的政策取向也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稳增长、调结构”。这深刻地显示，中国工业化正进入一个新阶段，工业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因而，工业经济增长的走势、工业经济体制机制、工业经济政策的理念等都将发生重大变化。

一、工业增长减速趋稳的态势基本形成

当前，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已经从过去一二十年的两位数高速下降到8%以下，这不仅已是一个趋势性事实，而且也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理论解释，即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实质性地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济增长率“下一个台阶”具有客观必然性。蔡昉（2013）认为，中国从2004-2010年已经度过了“刘易斯转折区间”，即2004年进入刘易斯拐点，2010年“人口红利消失”。相应地，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显著降低。根据估算，中国GDP潜在增长率将从2006-2010年的平均10.5%，下降到2011-2015年的平均7.2%，进而下降到2016-2020年的平均6.1%。据此可以判断，“从依靠人口红利取得高速增长，到因人口红利消失而潜在增长率显著降低，就表明了经济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变化。从此以后，中国经济将在一个较低的稳态中增长。不仅如此，发展阶段的变化还预示着，驱动经济增长的源泉也要发生重大的变化。”刘世锦、张军扩等预计，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2015年前后降至6.5%-7.3%。世界银行预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从2010年起逐步降低到2025-2030年的5%。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预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2011-2015年为7.8%-8.7%，2016-2020年为5.7%-6.6%,2021-2030年为5.4%-6.3%（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总之，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均估算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显著下降的结论。

由于中国处于工业化时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业增长所决定的。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和工业经济增长均延续了2011年的回落态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比上年回落3.9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增长11.6%，二季度增长9.5%，三季度增长9.1%，四季度增速接近10%。其中，轻工业增长10.2%，重工业增长9.8%。工业生产增速放缓，超出了很多研究者在当年年初的预期。而从全年的走势来看，呈现出“先回落，再回升”的状况，即工业经济增速在8月份下降到年度最低点8.9%以后，开始逐月回升，到12月份达到了10.3%。但累计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全年基本上呈下降趋稳态势（见图1）。

与工业经济增长下行相应的是需求显著不足，一些产业的产能过剩现象凸显。例如，据工信部对2012年钢铁工业运行情况分析和对2013年的展望，2012年，受国内外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和财务成本居高不下等因素影响，中国钢铁企业生产经营陷入低迷状态，钢铁工业进入转型升级的“阵痛期”。企业效益大幅下滑，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回落。2012年80家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35441亿元，同比下降4.3%；实现利润15.8亿元，同比下降98.2%，销售利润率几乎为零(只有0.04%)。2012年钢铁行业固定资产累计投资6584亿元，同比增长3%，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5055亿元，同比下降2%，增速明显回落(新华网，2013)。由于经济增速下行和产能过剩，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仅增长5.3%，增速比2011年回落20.1个百分点，其中，国有企业下降5.1%。

不过，从总体上看，虽然2012年工业经济增速相比前几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仍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波动程度虽高于2011年，但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绝大部分年份（金碚等，2013）。可以说，中国工业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缓中趋稳，但仍处于相对较高的增长态势，并没有离开工业化阶段工业经济较快增长的基本走势和宏观轨迹。

中国之所以在工业经济增长减速中仍然能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率是因为，虽然人口红利消失所导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但仍然存在许多支撑工业经济较高速增长的基本因素。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还远没有结束。因此，至少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将仍旧是第二产业；大多数地区的第二产业增长率仍将高于GDP增长率，也将高于第三产业（李钢，2013）。即使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很大的2013年第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仍然同比增长9.5%（比上年回落2.1个百分点），高出GDP增长率1.8个百分点。其中，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重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8%（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2013）。总之，工业是“稳增长”的主要产业。

同样重要的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仍然存在对经济较高速增长尤其是工业经济较快增长的巨大需求和客观必然性。刘树成等许多经济学家均认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刘树成，2013）。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13）的研究表明，预计2020年中国人口规模约为14.5亿人，城镇化率将达到60%，每年将提高一个百分点，据此计算2020年增加约1.8亿城镇人口，年均增加2000万人左右。这些新增城镇人口每年将形成3800亿-5400亿元的消费需求。每年需要增加0.9-2.28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再加上需要增加其他公共服务投资。未来10年城镇化释放的投资消费需求大致能够拉动GDP增长3.5-6.8个百分点，取中间值估计为5.3个百分点。

总之，工业经济增长减速趋稳的态势基本形成，而工业化和城镇化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趋势性因素，仍然需要并支撑着中国工业将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尤其是从国际比较看，中国工业仍然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和很大的升级空间。中央政府确定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战略，更将使中国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经济增长获得新的动力。

二、复原工业本性，实现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发展经历了最惊心动魄，也是最辉煌无比的时代。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着中国经济走上了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方向。发展空间豁然洞开，但巨大的压力和风险也迎面扑来。在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开放中，工业是最大胆和步子最大最快的产业。中国工业经济增长一路“领跑”，不仅领跑中国经济，而且领跑世界经济。尽管遭遇了2003年的“非典”和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工业仍然强有力地牵引GDP高速增长，使中国经济总量超越一个又一个发达国家，到2010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工业的出口竞争力显著增强，“中国制造”在全世界“攻城略地”，持续保持贸易顺差，获取了巨大外汇收入，使中国成为官方外汇储备最多得国家。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空前增强。在各产业中，可以获得“头功”的无疑属于工业！

不仅如此，工业的发展还成为其他一切重大进步的条件和手段。在工业技术和生产能力的支撑下，中国的修路、架桥、打隧道、建机场、造城市的能力，令世界惊叹。中国从一个基础设施严重落后的国家，奇迹般地成为基础设施最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在有些方面甚至可与发达国家媲美，连美国也担心自己陈旧的基础设施与中国相形见绌。而且，工业发展也为民生事业包括环境改善奠定了物质基础。由于工业的发展，广大农村才有可能保持山林植被，蛮荒之地才可能成为人类可以到达和居住的地方。工业发展还不断孕育出现代服务业，例如，交通运输业、通信业、广播电视业、互联网等，无不基于工业产品的使用和工业技术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不仅是实现科学和技术创新的主要载体，而且是教化训练劳动者，形成现代产业文明的社会心理文化的主要产业。工业文明不仅是一切现代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而且是其精神基础，即工业精神支撑着各类现代经济活动的效率与品质。

当然，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巨大的成就往往须付出很大的代价。战争年代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20世纪60年代说“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中国工业以“血拼”的方式，迎接市场竞争的无情挑战，拒绝被强大的竞争对手“开除球籍”。今天，当中国用最短的时间让世界上最多得人口享受到工业化的物质成果时，也发现工业化的这一阶段正在翻过一页，传统的工业发展方式必须改变。因为，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显著，工业增长的资源成本和社会条件正在发生极大变化。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社会越来越无法容忍曾经被忽视的代价。

中国工业低水平扩张，盲目铺摊子的平推式工业增长方式遇到了极大障碍，但向各产业链的高处走，发展空间仍然极为广阔。目前中国大多数产业，包括各传统产业的“制高点”都不在中国，决定工业技术路线、控制产业核心技术、拥有最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基本上都仍保持在美欧日工业强国中。中国工业只有向着更精致、更清洁、更高端的方向攀登，以现代工业文明的科学精神，占据各个产业制高点，才能成为工业强国。

可以说，中国工业经济所经历的30多年尤其是21世纪以来，抓住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期，度过了一个极度亢奋的时代。其实，这一时期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多遇的“黄金时代”，有专家称之为新兴市场国家“独一无二的黄金岁月”。美国学者鲁奇尔.夏尔马说，“2003年是世界前进道路上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的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这种好运气突然一下子传播到了几乎所有的新兴国家。”“2003-2007年，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速从前两个10年的3.6%，翻番至7.2%，而且几乎没有发展中国家掉队。”“这是世界所曾经历的速度最快、范围最广的井喷式发展阶段”（鲁奇尔.夏尔马，2013）。这一时代被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所中断。那么，世界和中国的经济增长还能再回到2007年以前的那种高增长，延续那个“黄金岁月”吗？

事实是，进入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世界和中国经济都难以继续保持那样的亢奋、“井喷”和“狂欢”。从国际经验看，当一国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也将削弱，其经济增长放缓是必然趋势。从长期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看，以2012年15-59岁劳动人口首次出现下降为标志，中国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趋于减弱；受资源和环境承载压力不断加大的制约，长期以来过度依赖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难以持续，经济增长也因此趋于减缓。与此同时，正是因为劳动人口减少的趋势，保证就业稳定所需要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趋于下降。工业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也要伴随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而放慢增长脚步。有研究表明，1982年-1997年，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3.6%，几乎是同期实际工资增长率1.3%的3倍，说明这段时期中国劳动力变得更廉价。有国外研究者发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比）是美国的70%，而到了90年代中期，下降到只有美国的30%。但中国工资的增速自1997年以来迅速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1997-2010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约为11.3%，显著低于同期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13.8%（李宏彬，2013）。

中国工业经济以极为亢奋的“短促突击”心态创造了井喷式增长的历史时期后，却令人始料未及地出现了近年来的增长率显著下行态势。并使大多数人不得不认为这不是周期性的失速，而是结构性减速，即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人们不仅从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要素比较优势的根本性变化上解释工业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而且，从世界各国经济战略调整和全球竞争格局变化的角度认识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减速的国际背景。例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实行的“再工业化”和“重振制造业”政策，引起中国政府、工业企业和学者的高度重视。

尤其是，美国所提出的“再工业化”和“重振制造业”并非毫无根据的一厢情愿，而确实具有一定的现实条件。例如，页岩气开采技术的突破和产量的迅速扩大，以及相应收获的大量页岩油，使美国能源自给率不断提高。2011年，美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下降到仅为5.6%。预计到2020年美国将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2020年，美国石油依存度将降至37%；2035年降为10~20%，基本实现能源自给。大幅度增产页岩气使美国成为世界气价最低的国家。每千瓦时电能的燃料成本低于0.17元（人民币），不到中国东南沿海燃煤电厂的一半。近3年，美国工业用电价仅为中国沿海地区电价的75%，比欧洲低50%。据预测，2025年之前，页岩气革命将使美国制造业成本下降1160亿美元，为美国新增100万个工作岗位。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一个极大挑战。这意味着，中国工业不仅廉价劳动力优势在减弱，而且在能源成本等方面的劣势将日益突出。

面临这样的形势，中国工业将何去何从？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工业负有为解决中国重大问题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就是说，没有强大和发达的工业，中国面临的几乎所有重大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安全问题都无法解决。所以，中国工业发展不仅“稳”是必要的，而且“进”更加重要。关键在于，工业发展必须是健康和可持续的。

那么，什么是工业的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其实，这并非是对工业的额外要求，而是工业本性的实质体现。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本性是“将原本对人无用的物质转变为有用的物质（产品）”，这就是“加工”和“制造”实质。所以，工业使得越来越多原本对人类没有价值的“废物”转变为宝贵的“资源”和有用的“产品”；将越来越多人类过去难以到达和赖以生存的地方转变为可以达到和居住的地方。因此，从人类历史看，工业社会是迄今为止最节约（资源利用效率最高）、最清洁（卫生水平最高）、最健康（人均寿命预期最长）、最安全（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最强）和生存空间最大和环境最优良的社会。自工业化以来，全世界已有12亿人口进入工业社会，中国工业化将使工业社会人口翻一番。

当然，工业发展中也会出现违背其本性的“异化”现象，例如，当工业技术水平不高、工业效率不足以支撑更清洁的生产方式的时候，盲目和无自律地发展工业，会产生严重的外部损害，尤其是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在创造有用物品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无法处理并且有害于人的“废物”。从根本意义上说，最大限度地体现工业本性的发展方式就是工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所以，所谓“进”，就是要让工业复原其本性，消除或减少其异化现象，用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以最小的物质、人力和环境代价，制造更多对人类有用和有益的产品和环境，为解决人类发展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和安全问题提供物质技术条件，通俗讲就是“变废为宝”和“得心应手”，野蛮和掠夺式的工业生产方式将升级为文明的工业生产方式。

三、转型过程何以为“稳”？

对于“稳中求进”，可以有多层次的理解。现实的理解是，要避免经济增长的“硬着陆”，既不再追求两位数的超高速增长，也必须保持至少7-8%的年增长率，也就是要“稳住”增长率。同时，更重要的是实现“调结构”和“转方式”的目标。而更深刻的理解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客观逻辑和内在机理非常不同的阶段。形象地说，前30多年那种以亢奋的心态实现井喷式增长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已经过去，更加稳健的“中年”和“壮年”时代正在到来。在这样的时代，“稳”的含义将是：稳心态、稳政策和稳预期。

（1）所谓“稳心态”，就是必须力戒“急于求成”、“立竿见影”、“贪大求快”、“不惜代价”社会心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发达国家200多年走过的工业化历史在中国被缩短为几十年的时间，可以称之为“压缩式工业化”，表现为井喷式的工业发展。我们看到，“快鱼吃慢鱼”、“做大做强”、“规模扩张”和“扶优扶强”是这个时代最有效的竞争方式和增长方式。在这种“跑马圈地”和追求“立竿见影”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急于求成、以大为傲，甚至是浮躁奢华的社会心理和行为方式，很快形成弥漫性社会现象和氛围。而当制造业生产能力极大增长使得市场更加趋向饱和时，再加之企业经营环境不够完善，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愿意踏踏实实地从事实业生产和技术创新，而是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跑政府部门争取“优惠政策”，进行“资本运作”，追求“公司上市”，以至“套现创富”，力图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成为亿元、十亿元、百亿元、千亿元企业，“进入全国500强”以至“世界500强”的行列。整个社会也将短期内就成为亿万富翁视为商业成功的榜样。这些企业发展的战略路径选择本身无可厚非，但是，综观中国制造业的整体状况，如此注重立竿见影的业绩和迅速的规模膨胀，以及追求短期致富，必然导致削弱了扎实、专注、执著、精致的实业精神。可以说，这是30多年来中国工业发展所付出的“社会心理代价”，整个社会充满逐利现报的焦躁，缺乏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的耐心。

纵观世界，决定各国工业化进程的有三个基本因素：要素禀赋条件、科学技术运用、观念文化特质。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首先发挥了工业化的第一个基本因素即要素禀赋条件，以丰富而低薪低社会保障的劳动力、广大而低价格的土地，以及较低的环境保护标准等，在改革开放的体制转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工业发展成就。而当生产规模迅速扩张，技术模仿取得普遍成效，从而成为世界制造业规模最大的经济大国后，科学技术的作用将变得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技术模仿的空间将越来越窄，技术创新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突出。所以，当前，自主技术创新尤其是在核心技术上的突破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积累，成为推进中国工业化越来越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除上述两个重要因素之外，更具长远和决定意义的则是，能否形成长期支撑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工业文明精神，尤其是现代制造文明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氛围。即决定工业化进程的观念文化因素具有更长久的重要作用。世界工业化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世界各国大都能完成由客观经济规律所决定的工业化进程，进入工业社会；但是，其中只有少数国家（或地区）能够成为工业强国（强市），其长久的决定因素就是不同国家（地区）所具有的不同的社会观念和文化特质。也就是说，大体完成了工业化进程之后，各国就将不再有共同的发展方向，而是“各有各志”，“各走各路”，“各具特色”。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发展前景的多样性，很少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工业化国家。因此，中国未来的道路和前途，将越来越取决于我们对待工业化的态度：是否有耐心？是否脚踏实地？是否专注精致？是否有持续不断的创新精神？是否具有社会责任心？如果没有这样的社会心理转变，是难以实现和保持工业经济稳中求进的发展态势的。

（2）所谓“稳政策”，就是必须力戒“仓促多动”、“过度刺激”和“无序补贴”的政府调控方式。当前，中国仍然处于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改革的任务尚未完成，所以，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是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之一。不过，如果以此作为政府政策多变、干预力度失度的理由，则无法实现稳中求进的健康发展方向。哈耶克说：“所有的经验都确证了英美经验所表明的结果：行政机构实现他们认为迫切的目的的热情，会使它们看不清它们的职能，而且还会致使它们认为宪法对它们的限制以及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在面对它们热情努力实现其所认为的最重要的政府目标时，都应当让路”（哈耶克，1997）。近20年来，中国政府调控经济的政策水平和能力的提高为世界所称道。但是，也总是难免求效过切，因而变动频繁，甚至仓促出台，力度失当，往往欲速不达、事与愿违。特别是当发生经济形势较大变动时，往往采取强烈的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增长下行时过度刺激，经济增长“过热”时过度紧缩；每当此时，往往迫不及待地实施行政性手段，即使能够达到调控的直接目标（例如制止经济下滑或冷却过热的经济），也难免留下严重的副作用和消极隐患。值得警惕的是，刺激性政策的累积性后果是货币存量的不断扩大，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到2013年4月M2余额高达103.26万亿元，同比增长16.1%，远高于经济增长率，而2012年的GDP为51.93万亿元。也就是说，M2余额已经接近GDP的200%。尽管对货币供应是否过多有各种不同的分析意见，但以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所埋下的隐患总是一个很大的潜在风险。而且，继续以宏观经济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已经越来越趋递减。

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采用各种政策手段，强力进行招商引资，大举卖地借债，试图“一年一变，三年大变”。从表面上看，以各种“优惠政策”和“特殊待遇”，支持了来本地区投资的企业的发展，实质上是以各种政策性补贴，造成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必然扭曲企业行为，损害市场秩序，导致长期发展的负面效应。

（3）所谓“稳预期”，就是必须力戒“优惠竞争”、“寻租牟利”和“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由于骄躁的社会心理和不稳定的政府政策，企业和居民的预期紊乱，必然发生行为扭曲。例如，企业投资主要不考虑自身条件和竞争能力，而是以获取“优惠政策”特别是圈占土地为目标，“将计就计”式地“服从”和“响应”政府鼓励政策，实质是争取政府补贴；根本没有耐心进行扎扎实实的技术创新。这是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再如居民购房，在政策多变、预期不稳的状况下，存在严重的“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的心态，或者是期望“我买之前价格低，我买之后价格涨”，而不稳定的预期往往导致非理性的行为。非理性的预期导致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极度扭曲，加之政府频繁的强力行政性干预，使房地产难以发挥有效的支柱产业作用，反而积累了很大的资产价格泡沫风险。

特别是，对于政府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包括高技术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光伏产业，地方政府和企业在“优惠政策”和政府激励下，完全缺乏对未来的合理预期，以高增长时代的亢奋心态和乐观预期，爆发式扩大产能，忽视风险，结果往往导致恶性竞争、产能严重过剩，产品价格暴跌，企业亏损甚至破产。

纵观世界最优秀的企业，都具有稳健的心态和经营方式，特别是财务稳健和法律稳健。前者表现为避免投机和过高负债，保持健康的现金流等；后者表现为依法经营和规避法律风险，减少对政府和政策的依赖，以保持稳定的经营环境。而这样的素质正是中国大多数企业所缺乏的。

四、经济升级版“进”向何方？

李克强总理提出，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所以，稳中求进，“稳”是基础，“进”是方向，稳健也须有为。在现阶段，中国不发展工业是决没有前途的，问题只是：工业的前进方向是什么？就当前的现实来看，至少，更高素质、更平衡协调、更绿色环保应是工业发展进取方向的基本取向。

（1）所谓“更高素质”，是实现全方位的精致化、信息化和高端化。尽管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业规模已经十分巨大，而且产业结构也已相当完整，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也已相当高，甚至若干产业中的中国工业品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是就总体而言，中国工业远没有到达世界领先地位；以综合素质衡量，中国工业化并没有真正到达中后期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专家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工业的主体部分仍然处于国际竞争力较弱的水平。这项研究分析了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现状及演变趋势。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如果把中国工业制成品按技术含量低、中、高的次序排列，其国际竞争力大致呈U型分布（参见图-2）；第二，中国的出口优势产品与潜力产品之间的距离比较近，这为出口结构实现平稳转型奠定良好的微观基础；第三，机械及运输设备等中高技术制成品将会引领中国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目前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群体将会出现分化；第四，将来在低技术产品领域挑战中国的领先地位的主要是南欧国家、中东欧转型国家及印度，在中等技术制成品领域中国主要与欧洲大陆发达国家竞争，在高技术制成品领域中国需要追赶和超越的目标主要是美国、欧洲和东亚地区的发达经济体。该研究建议：为提高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政府应该高度重视中等技术制成品竞争力不强、产品密度不大的突出问题，客观看待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在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中的双重作用，适时优化高技术产业政策组合，把价值链攀升作为政策最优先目标(金碚等，2013b)。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统计上分类为“中技术”的产业实质上是工业经济的主体和基础，是决定工业技术素质的关键。如果大部分中等技术制成品不能先于高技术产品形成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中国高技术制成品的竞争力状况必将严重依赖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产业链布局。由于高技术产品生产环节的初始投资并不大，这在本质上决定了跨国公司在华高技术领域投资的“根植性”较浅，从而使这种“引来的”竞争力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和浅层性。因此，要使中国高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可持续的强大竞争力，就要针对化工、机械设备等产品领域的主要问题，采取多种举措，从根本上扭转中等技术制成品整体上缺乏竞争力的格局。

可见，工业之“进”，实质在于全方位的素质提高。无论是技术密集度低还是技术密集度高的产业都必须提高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人们常常以机械论的观念讨论产业的附加价值，似乎技术密集度低的传统产业就是“低附加值”产业，技术密集度高的所谓高技术产业就是“高附加值”产业。其实，在现实中并没有这样的绝对区分。真实的情况是：别人不会生产而我会生产的产品，或者别人做得没有我好的产品就是高附加值的，尽管它可能属于传统产业；相反，我会生产而别人也会生产甚至有能力做得比我更好的产品，一定是低附加值的，尽管它可能属于高技术产业。

（2）所谓“更平衡协调”，主要是要实现产业结构和空间分布的合理化和均衡性。中国大多数产业的技术水平仍然处于中低端，而且空间分布不平衡。目前，中国工业化推进的空间态势总体上正处于从先发地区向更广阔的经济腹地加速扩散的过程。因势利导，积极有序地推进这一过程是中国经济发展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空间布局上的主要战略方向。

长期以来，中国工业化的先发地区和经济增长极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中心城市圈，形成了若干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工业化前沿地区。内陆地区也有一些中心城市和经济区获得较快发展，但总体上滞后于沿海先发地区。尤其是，广大县域经济明显落后于中心城市。不仅内陆地区的县域经济如此，沿海地区的许多县域经济也明显落后于城市经济。可见，中国工业化所导致的经济“高地”和“低地”间发展水平差距很大，而且，高地和高地之间也有许多经济不发达的“洼地”。这是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突出表现之一。因此，中国未来工业化进程最显著的空间特征之一将是向经济腹地快速推进；中心城市经济能量的扩散效应将日渐强于对资源的吸纳效应。

工业化向经济腹地的较快推进直接表现为产业在区域间转移的加快，这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向增长的多极化、均衡化、一体化和内需化转变的趋势和要求。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必须形成更多的增长极，才能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工业化的重心有序地向经济腹地推进，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的相对均衡化；随着产业转移，各地区形成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趋势，包括省域中心城市与更大范围周边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跨省经济合作和市场一体化，以及城乡经济的一体化，才能实现中国这一大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从以中心城市开放为主而经济腹地相对封闭的格局，向经济腹地全方位开放的格局转变，才能真正实现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的宏观结构转型目标，奠定内需增长的坚实基础。总之，产业转移正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积极动向。

近年来，由于产业转移加快，一些经济腹地的增长率已经高于沿海中心城市经济，区域间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正在扭转。沿海中心城市同经济腹地在经济版图中的比重也正在出现后者趋向上升的局面。特别是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取得显著进展，中西部地区正在形成若干较大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资源开发及制造业加速增长，城乡一体化和“两型社会”（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建设正在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很大特色。同时，县域经济正在成为越来越具有活力的发展空间，所具有的空间优势正在凸显。而且，将工业化与现代农业及服务业的结合，也是县域经济的独特优势。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工业化向经济腹地的推进，并不只是产业的单向迁移，而是产业分工深化和产业结构加快升级的过程。这表现为：第一，不仅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经济腹地转移，而且，一些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也会向东部地区转移，实现资源的更有效配置，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技术高地。第二，产业转移有助于形成更有效分工和紧密协同的产业链结构，提升产业供应链竞争力，未来的产业竞争将从企业间的竞争转变为产业链之间的竞争。第三，产业转移将有力促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第四，产业转移在更有效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的过程中，也将促进产业技术创新。产业转移并不是在原有技术水平上的空间平移，更不是原有生产能力的搬迁。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同一产业在区域间转移，迁入地企业技术水平通常显著高于迁出地；更多的情况则是，产业转移实际上是产业技术创新过程本身所需要的创新性投资过程，甚至可能产生“颠覆性”技术创新。总之，产业转移有可能成为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特别是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实现方式之一，并推进工业经济向着地区间平衡和协调的方向发展。

（3）所谓“更绿色环保”，是要使工业生产以及工业品的使用更清洁，更具有环境友好的性质。如前文所说，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本性是将原先对人无用的物质转变为有用的物质（产品）；将越来越多人类过去难以到达和生存的地方建设为可便利达到和适宜居住的城镇乡村。所以，绿色环保原本就是工业所要达到的目标。但是，由于受到一定时期内工业技术水平的限制，工业生产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排放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难以处置的“废物”，并且有害于人。生态环境也因此受到破坏。形象地说，当工业技术水平较低时，人类只得以“肮脏”的行为进行工业生产；而在工业技术提高到较高水平时，人类才能够以“清洁”的行为进行工业生产。所以，工业生产是否“清洁”，是工业技术高低和工业发达与否的关键性标志之一，这就像是否讲卫生，是人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现象：越是讲究清洁卫生的民族，越能够生产出更精致的工业产品。

实践证明，人类不可能以停滞发展的方式即不发展工业的方式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也不可能以无视资源环境约束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在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和使更多的地方被改造和建设成人类集中生产和生活的地方的同时，也导致了一些地区的环境破坏和生态恶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在世界各地的普遍展开大大加强了对自然资源的压力，甚至形成对自然的掠夺，也使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虽然有理论研究的结果表明，进行环境管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实现环境绩效提高与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双赢”结果。但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上，一国产业所能承受的环境标准提升程度也是有限的，在现实中达到“双赢”并非易事。当前，中国正进入一个权衡环境保护和工业发展关系尤其困难的时期。其难点就在于平衡资源环境管制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特别是平衡环境保护与工业经济增长的关系。

客观冷静地分析，中国工业经济的高增长虽然付出了很大的资源环境代价，却也提高了资源环境的利用效率。以能源效率为例，从1986年以来中国工业能源效率不断提升。1986年中国工业万元GDP的能耗为13.72吨标准煤(1986年价格计)，到2000年下降为4.63吨标准煤(仍以1986年价格计)。从2001年开始，中国工业能源效率有所降低（这与中国新一轮重化工业快速发展有关）；2005年中国工业万元GDP的能耗为4.88吨标准煤(1986年价格计)，降到历史低点；到2010年能源效率又提高到3.84吨标准煤(仍以1986年价格计)。中国工业化实践表明：中国工业本身虽然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对环境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但同时也以不断进步的技术和生产效率推动了资源环境利用效率的提高（见图3）。

工业生产过程需要大量使用物质资源并消耗不可再生的能源，同时还会排放各种有害物质（即废气、废水、废物）。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不可能以不发展实体产业的方式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相反，只有更先进强大的工业才能应对资源环境压力。也就是说，只有工业化才可能奠定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物质技术基础。只要有科学技术的支持、有先进发达在工业，所有物质都可以成为资源，“废物”也可以造福人类。工业创造了人类可以生活的环境，但也给环境造成压力，不适当的工业开发可能导致环境破坏，但只有更发达的工业技术才能保护和改善环境。所以，根本的问题是要提高工业的绿色化程度，并以更发达和更先进的工业技术和工业能力来解决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总之，虽然工业生产对自然环境可能产业不利影响，但从全局的和长远的眼光来看，工业发展可以从根本上发挥保护和改善环境的积极作用。所以，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终止绝不是工业发展，而是必须使中国工业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完成工业化进程。

非常值得重视的是，当前，中国正在形成环境保护越来越强的民意基础。在现实的一定技术条件下，环境保护与工业发展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性（trade-off）关系：即要发展工业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付出环境代价。而且，如果把环境保护投资所形成的环境质量也看作一种“产品”，那么，工业产品和环境质量产品之间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过高的环境质量标准会超过其技术和经济能力，阻碍工业发展。所以，在经济不发达的时期，社会往往容忍经济个体低价甚至免费使用环境资源。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物质生活的改善，人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必然越来越高。当前，社会公众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社会公众，对于物质产品与环境质量的替代关系上已经明显地开始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宁可承受较大的环境污染代价来换取工业成就”，转变为为了环境质量的改善和保护宁可放弃一定的经济增长。近年来，中国出现了多次当地居民反对建设重化工项目和核电项目的群体事件，就是上述转变的突出表现之一。顺应于人民群众的要求，中国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出要“健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健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加大环境执法力度”。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新修改的党章中特别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可见，在中国保护环境的民意已经形成，而且将越来越强烈。这是中国环境保护的有力基础，所以，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的环境保护和改善持有乐观的预期。但同时，具体工业项目的投资建设也可能变得非常具有地方敏感性。即使是产业升级需要并达到了环境评价标准的工业建设项目，也可能受到当地居民的抵制。这是一个世界各国工业发展都遇到过的困难问题，叫做“not in my backyard”，意思是，即使应该搞的建设项目，也“不要建在我家的后院”。

很显然，尽管从具体工业投资和建设项目的实施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权衡得失，关照各方利益，实现最大限度的无害化，并公平合理地共同承担社会责任；但从根本上说，则是必须实现工业技术的创新，以到达高度绿色化的标准，彻底消除环境风险，以获得人民群众对工业生产的环保信任和科学接受。

五、推进改革是实现稳中求进的根本保证

中国工业从亢奋的高增长时期，转向稳中求进的健康持续发展道路，必须依靠相应的体制机制的保障，这已成为基本共识。所以，人们期待着“改革红利”，即以新的体制机制获得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稳中求进不追求一时的爆发，而依靠于“路遥知马力”的耐心。任何完善的体制机制的基本特征必定厌恶“爆发”，支持“耐力”。

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改革是生产一种制度公共品（新的体制机制）。这种公共品的“效用”应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偏好”，使社会福利（利益）最大化。就文本的论题而言，就是要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的长期稳中求进和可持续发展，因为稳中求进和可持续发展是一个能够使大众获得最大利益并且符合客观规律因而合理可行的发展道路。尽管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但是如果因改革本身的机制缺陷而导致所形成的新制度系统性地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则改革的合理性基础就被动摇了。所以，保证改革机制（即制度公共品的生产过程）能够导向于最大限度地满足大众的“偏好”，使社会福利（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是改革合理性的前提，也是人民支持改革的前提。从这一逻辑中也可以推论：改革也必然受到大众社会心理及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

中国尽管似乎已经没有异议地走向了实行市场经济的道路，但数千年传统文化积淀所形成的普遍社会心理则潜在地和顽强地倾向于集权独断。可以观察到的普遍性事实是：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政府官员是民众“父母”（称为“父母官”），对父母官的要求是“为民做主”，而且一般认为越高级的政府越“聪明”，越“正确”，最高级的中央当然最“英明”。所以，中国式的思维方式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将重要的事情期待于政府决策，越重要的事情让越高层级的政府决策，直至中央部门和中央领导人。尽管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国家发展了，继续推进改革的经济社会基础也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与以往相比，今天的改革将在财富存量巨大、财产关系更复杂、公平分配要求更高、民众参与意识更强的条件下推进，但是，普遍性社会心理的转变却显著地滞后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特别是当急于求成的心理充斥于世的时候，急切的要求往往迫使政府承诺其难以实现的目标。

从其基本逻辑看，中国的传统社会心理同计划经济逻辑具有明显的接近性，即依赖政府，听从上级，赞赏“大一统”；横向组织能力弱，纵向约束能力强。所以，中国30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很难改变以计划经济的思维搞市场经济的行为倾向，因此，尽管计划经济体制瓦解了，但经济资源配置的实际决策权却越来越集中于（各级）政府，而且是趋向于更高层级的政府部门。这一倾向和过程几乎是“人心所向”的和“潜移默化”的。即一旦出现问题，处理方式几乎都是上收管理权或强化行政审批程序，而且往往是要提高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的级别（例如，从副部级升格为正部级），增强其权力，以符合“越重要的事情由越高级的政府部门管”这一普遍社会心理。结果就是，各级政府都越来越强烈地干预和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同时，政府部门和官员的腐败风险也必然越来越大。这正是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严峻现实。

中国另一个传统社会心理是法治观念薄弱，而更信任贤能政府的“清官”断案。因此，即使是实行市场化的改革，被赋予高度自由裁量权的行政部门，仍然是经济运行过程的“中枢机制”，具有难以撼动的主导权。即使在显规则上取消了行政主导，也会形成政府干预的潜规则。行政主导往往导致法治弱化，即执行权大于立法权，具体规则（包括潜规则）高于一般性规则，其突出表现是：下位法往往反而高于上位法：宪法、法律、行政法规、执行文件、自由裁量（“解释”）的实际效力颠倒：宪法是难以执行的；上位法律内容宽泛，处于下位的行政法规主导（连最重要的国家经济行为税收都是行政法规为主导）；而行政部门下发的“红头文件”比任何法律和行政法规都更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红头文件”，任何法律和行政法规都不会执行，实际上是行政官员不知道如何执行。“红头文件”中有一类叫“细则”、“办法”或“暂行规定”，本应是对法规或原则性文件的细化，是最下位的法律文件，但实际上效力最强。例如，如果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上位法中取消“审批”，改为“备案”。那么，作为执行细则的“红头文件”中就要解释如何“备案”。于是，在细则中行政部门可以规定有“不予备案”的处置权，这实际上与“不予批准”效力完全相同，等于否定了上位法，没有改革。也就是说，尽管“受理”、“批准”、“备案”的法律性质是非常不同的，但是，具体执行文件则可以使得“不予受理”、“不予批准”或“不予备案”的结果完全相同，即不经行政部门同意就不可以做。

这样，改革的关键就变得不在于制定法规，而在于如何执行；不在于原则，而在于“细则”。这样的体制机制会很容易导致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渐蜕变，成为行政主导的市场经济，其基本机制不再是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自由契约，而是行政性纵向关系中的等级决策。显然，这很容易形成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甚至连国家最高决策层也感觉难以推进真正有效的市场化改革，无法将资源配置决策权真正回归企业。

由于具有将重要决策权（审批权）向上集中的传统社会心理，因而形成了体制设计的固有思维方式，加之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大作用，改革的实际结果反而很可能是加强行政干预的各种权力，包括决策权、审批权、监督权、变通权，甚至还会有什么“准予备案”权、“一票否决”权等等,更不必说不计其数的“给项目”、“给优惠”权。那么，谁来制定具有有效制衡关系的权力制度呢？谁来制约行政权力膨胀呢？

我们看到，30多年来，实行改革开放最彻底的领域是工业，而其他大多数领域的改革均比较滞后。导致这一重要区别的主要原因是：决定工业体制改革方向的不是工业部门自己；而其他领域的改革则均以自己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为由，主要由本行政部门主导改革。结果是政府的工业管理部门撤销了，而其他管理部门的权力却强化了，级别升格了，实际掌握的资源更大了，权力膨胀势头难以遏制。

当然，工业改革也有许多不彻底的领域，原因也基本上是由于“自己改自己”，例如盐业、烟业、电力、铁路等领域的改革就是例子。无论是哪个领域，凡是自己改自己，通常总是迟迟不改，或者不彻底改，甚至改偏了方向。尤其是，只要是由行政部门自己主导改革，其结果几乎必然是更倾向于维护和扩大本部门控制资源的职权，至少是要让自己管得更方便，而将麻烦留给别人，极少有例外。

在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改革中，政府部门应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但许多部门的意愿则是“守土有责”、“寸权必争”。给自己动手术谁都下不了手，分配自己有份儿的蛋糕，总会有意无意地给自己多分些，有“油水”的职权更是难以割舍。管理者总是希望把别人“关进笼子里”服从管理，自己站在笼子外自由裁量。谁又会建立一个将自己关进笼子里的体制呢？

现在，人们对改革既期盼又担心。许多群众甚至已经不太相信现在这样的改革机制真的可以取得公正利民的改革成效，他们非常害怕夹带部门私利和集团垄断利益的改革。对改革前景的担忧实质上是对改革机制的失信，甚至认为“谁改革谁吃亏”。可见，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公正有效的改革机制，特别是当改革从确定“大思路”向精细的制度设计推进时，更需要有改革机制本身的制度安排。

改革机制必须避免利益偏向的误导，尤其是必须避免公共权力机构（政府行政部门）在参与改革中发生“利益冲突”现象，即在履行公权时设租牟取（部门甚至个人）私利。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长期实行行政主导的国家管理体制，政府行政系统源远流长，几千年来运行不衰，全世界绝无仅有。社会优秀人才向行政权力部门聚集是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也是今天的现实。依赖“父母官”、以行政级别作为社会评价的“一般等价物”更是普遍的社会心理。所以，行政系统是现实中最庞大、最有效的国家管理资源，中国的强政府体制在短期内不会根本改变，进行改革也不可能回避行政管理部门的参与。总之，行政管理系统是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不可脱离的“组织资源”。

但是，任何管理部门都会有自己的权力利益，可能成为特殊利益集团或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也可能被管理者所“俘获”。所以，由行政管理部门主导自己领域的改革，往往难以避免利益偏向的误导，即在公共决策程序中留下获取私利的自由裁量权。所以，原则上不应由行政管理部门主导自己领域的改革，通俗地说就是，各部门的改革不应自己改自己。

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矛盾：既不能不让行政部门参与改革，又不能让行政部门的权力利益主导改革。当需要突破部门利益格局时，改革往往受阻或偏向。行政部门一定会以种种其他人难以争辩的理由诱导改革方向和规则制定。而且可以要挟说：如果不按他们的意见办，就一定会失控、出事、混乱，或者无法执行。

解决这一矛盾的可行思路是，既要让政府相关行政部门的干部积极参与改革，发挥他们的高素质、有经验和知实情的优势；又要让他们在参与改革时同部门利益脱钩，即改革机制必须有其避免利益偏向误导干扰的逻辑严密性。总之，改革本身实质上也是一种决策或选择，也需要有有效的机制程序，改革的结果取决于其自身的机制程序。程序公正才能保证实质公正。所以，当前中国改革的首要问题是建立有效的改革机制来推进深化改革的进程，即改革的“顶层设计”首先应是关于改革机制本身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

就本文所讨论的主体而言，要有效地转向稳中求进和可持续的工业发展路径，必须使经济体制机制克服过度政府干预、压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以种种歧视性的政策导致无序补贴和不公平竞争等既不利于经济平稳增长，也不利于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为此，工业经济体制机制的改革应率先实现从以计划经济思维搞市场经济，向以市场经济思维搞市场经济的转变。

市场经济的基本思维是：相信由于经济系统的高度复杂和信息的高度分散，微观经济主体对现实的了解和信息处理效率一定高于政府，政府不可能建立任何一种社会计划机构（决策中心）来确保其有能力充分了解高度分散化的信息，更无法有效处理信息以做出正确的微观经济决策，所以，必须最大限度地将经济决策权下放给企业和居民，即让分散决策作为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性机制和方式，实现真正的经济自由和决策自主。政府不仅不应直接参与市场的竞争性活动，而且也不应进行过度的经济刺激，更不应对市场的竞争性经济主体（企业）进行不当补贴，以扭曲企业的市场行为和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简单说就是，政府必须充分放权，让市场经济体自主运行。

但是可以预期，政府放权可能不放心。高度依赖政府行政系统管理的社会心理，仍然会顽固地导致政府从放权不放心而再次蜕变为形式上放权，实际上不放手。因而，仍然存在增长不稳和改革不进的隐患。要从体制机制上消除或减弱这样的隐患，就必须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从根本上解决“放权不放心，不放手”的问题。

市场经济的另一个基本思维是：相信市场的竞争机制在一套有效的价格体系下具有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功能，并具有自求平衡的趋势，除非有非中性的货币因素介入或者涉及无法由价格所反映的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功能尽管有缺陷，在一些领域中甚至可能失效，但是，人类尚没有发明出更好的可行制度。从这一理念出发，稳中求进的工业发展政策以及支持稳中求进政策的体制机制，就是比试图“短促突击”以求超速增长的政策取向更贴近市场经济的机理。坚持这样的理念，政府的主要职能应是激发各种积极因素和千千万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完善市场经济制度，通过有序竞争，实现工业经济健康较快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当然，政府负有把控国家宏观经济态势的责任，也有扭转经济发展严重偏向的职能，问题在于：政府进行经济调控也不可急于求成，企图立竿见影，以为可以将庞大经济体的运行掌控与政府的股掌之中。市场的力量是强大的，政府的职能是有限的。从容、稳健、慎重、适度的政府调控才是保证中国经济步入稳中求进道路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可行和可靠的政策保障。

六、结语

中国工业发展和中国工业化进入了一个稳中求进的阶段，正在从亢奋的高增长转向健康持续发展的路径。在新的时代，何以为“稳”？“进”向何方？是需要深刻思量的问题。按市场经济的思维，经济体系是一个有机体，其活力来自无数个自主性的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行为和不断创新，没有任何社会计划中心有能力有效地进行信息的集中处理以决定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的正确选择和行为方式。这样，经济发展只能是一个具有内在客观规律的“生长”和系统“演进”过程，所以，应避免人为的强力干预而误导其偏离正常轨迹。以此而论，从长期看，稳中求进的工业发展是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可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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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经济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