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国需攻克六大难题：实体经济效益偏低、投资效率趋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动力不强、政策紧缩效应叠加可能带来隐忧、民生保障政策功效不够、外部不确定性冲击不容忽视】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形势分析小组
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掣肘中国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结构性矛盾仍然较为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尚未解决。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实体经济效益偏低。实体企业盈利能力不强，目前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仅6%左右，远低于金融部门15%以上的平均利润率，且部分行业大量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2017年实体企业利润增长明显回升，但近5年利润增速均未达到2011年水平。内外双重挤压下，成本上升和创新不足成为制约实体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
2.投资效率趋降。2017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已达77.3%，投资规模的快速扩张带来投资边际效率明显下降，主要表现在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大幅度上升。2007-2016年，新增单位GDP所需的资本形成总额从2.21上升到6.11，10年间中国创造单位产出所花费的投资成本提高了约2.8倍。这种高投资的模式正在受到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和民间投资积极性下降的双重约束。
3.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动力不强。金融资源配置失衡，以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主要服务对象仍然是国有企业和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长期被边缘化。目前，中国小微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75%以上，但获得的信贷投放比重长期低于20%。资金脱实向虚问题突出，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约30%左右，从金融机构获得的信贷资金不到20%，而信贷资金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领域集中，两项合计占银行信贷余额比重高达30%以上，另有一部分资金通过加杠杆的方式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金融组织体系、服务体系、监管体系不完善不健全，严重制约了其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4.政策紧缩效应叠加可能带来隐忧。地方房地产调控政策竞相加码，货币紧缩趋势越发明显，环保政策保持高压态势，治理金融乱象更趋严格，可能会引发房地产市场波动风险加大，金融市场刚性兑付被打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加突出，产业链总体配套性和协同性下降。共振效应和连锁反应可能导致社会预期发生改变，甚至引发部分领域的恐慌情绪，放大经济波动风险。
5.民生保障政策功效不够。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用工荒”与“就业难”现象长期并存，下岗人员职业技能不适应再就业岗位需要，传统行业中低端岗位减少，高技能人才短缺现象比较严重；大学毕业生就业结构性错配，就业“量”与“质”不匹配。脱贫攻坚任务非常艰巨，脱贫成本越高、难度越大，脱贫稳定性不够，因病因学因灾返贫的风险依然存在。社保基金收支平衡压力加大，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地区增多，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大。
6.外部不确定性冲击不容忽视。特朗普政府税改已获通过，预计2018年将落地实施，英、法等国也在酝酿较大力度的减税政策，可能对中国吸引国际产业资本形成持续压力。美国吸引制造业回流将挤压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美、欧、印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双反”调查，相关举动可能引发其他国家效仿，将加大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难度。地缘政治局势不稳，朝鲜半岛、巴以、叙利亚等问题持续发酵，可能影响“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
对做好2018年经济工作的建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综合考虑经济目标任务的短中长期衔接，应该把提效作为2018年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集中做好既利当前、也利长远的几件大事，通过提效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1.在降成本、促创新方面下功夫，提高实体企业效益。近两年，“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已取得了明显成效，推动了“存量优化”和“增量提升”。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进入从做减法为主转向加减法并重的新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从市场主体根本利益诉求出发，解决实际困难。大力降低实体企业成本，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重点降低企业迫切期待的制造业增值税、涉企服务性收费、“五险一金”缴费率等税负水平，清理附加给企业的不合理的中介费用、财务费用、制度性交易成本等隐性成本，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能、物流成本。增强实体企业创新能力，宏观层面通过政策支持、先行先试，制定创新产业发展行动计划，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改善市场竞争、知识产权保护等软环境，落实保护产权政策，激励企业家精神；微观层面帮助实体经济企业利用新技术、新模式、新方法，建立现代化经营管理制度，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更多以市场化的方式挖潜增效，提高劳动生产率。
2.在补短板、激活力方面做文章，提高投资效率。优化政府投资结构与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并重，用同样的资本投入创造更多更高质量的经济产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产业发展短板、行业发展标准、民生、环保等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投资力度，压缩绩效不高项目的预算安排，增加均衡性转移支付和困难地区财力补助。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继续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国土绿化等生态文明建设的投资力度。尽快制定针对民间投资的配套政策和实施细则，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增强民间资本参与PPP等项目的意愿，提振民间投资信心，释放有效投资潜力。
3.在通渠道、防风险方面求突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全球货币政策全面宽松转向适度趋紧，中国要根据形势变化，灵活有度运用各类短中期政策工具，服务实体经济需要。优化信贷配置结构，建立金融与实体经济利益联动机制，扩大投贷联动试点范围，加快发展各种风险自担的区域性小型金融机构、社区金融服务组织、村镇银行等金融主体，积极发展直接融资服务的平台和通道，稳妥发展金融衍生工具，拓展实体企业融资空间。打好防范化解重点风险攻坚战，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和防范风险的能力，密切监测金融业态创新可能带来的藏匿风险，研究出台扩大银行业不良贷款转让范围、完善批量转让以及扩大不良贷款核销自主权等配套政策。
4.在强服务、建机制方面解难题，提高重点领域改革绩效。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复杂程度、敏感程度和艰巨程度前所未有，特别是在行政体制、国有企业、收入分配领域，要在强化现有改革政策落实的同时，推出更具含金量的改革举措。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健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加快推广负面清单管理试点，建立传统产业政府规制工具箱，创新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审慎监管方式。将国有企业改革与去杠杠结合起来，加快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改革，推动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僵尸企业破产重组，提高国有资本投资效率。大力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规范农民土地流转收益分配制度，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加快研究开征不动产税等财产税。建立公开公正的要素利用效益综合评价机制，建立健全金融、人才要素支撑保障机制和便捷高效的要素交易机制。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整合提升要素交易平台功能，推动土地、排污权、用能等资源要素自由交易和市场化配置。
5.在促互动、谋协调方面探路子，提高双向开放和区域发展实效。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有序放宽市场准入，继续精简负面清单和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落实好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办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全面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水平。加快与巴基斯坦、俄罗斯等重点国别规划、平台、项目对接，推动“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主骨架建设。稳妥推进丝路基金增资和产能合作基金设立，推动实施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产能合作项目，打造若干示范园区和示范基地。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推动京津冀生态、交通、产业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高质量完成雄安新区规划并有力有序稳步推进建设。抓好长江经济带“一道两廊三群”建设，全面提升流域经济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6.在促就业、惠民生方面出实招，提高社会保障政策功效。保障民生底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对特殊困难对象提供精准就业帮扶，积极开拓新型就业渠道，鼓励创业带动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以深度贫困地区为重点，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突出产业扶贫，组织好易地扶贫搬迁，加大扶贫劳务协作，落实教育扶贫和健康扶贫政策，减少贫困人口1100万人。统筹推进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清理规范养老保险缴费政策，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均衡地区之间养老保险负担。着力解决好“择校热”、“大班额”、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等问题。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完善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小组成员：杜飞轮、洪群联、邢伟、金瑞庭）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