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加强对经济失速、老龄化和产业空心化等风险的防范。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要研究和建立重大危机的预警、应对机制，要有效释放局部风险并隔离不同类型风险，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还应通过深化改革，利用速度优势和制度红利化解发展中的经济社会风险】

□吴振宇 何建武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转型期面临的最大挑战

进入转型期，经济社会运行面临各类风险，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其中危害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风险，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现代化进程带来严重冲击。

1.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起飞”的负向映射，是经济社会系统发展状态的严重倒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追赶进程的中断，是与“起飞”相对应的另一种经济社会组织状态。它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周期，也不同于普通的需求或供给冲击，它是“持续高增长阶段”的非正常结束。如果从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的意义上看，除“中等收入陷阱”外，还存在“低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但这三者具有不同特点和经济社会危害。

在低收入阶段，经济社会并未进入“起飞”状态，长期停留于低水平均衡的传统社会中。此时，虽然也处于发展陷阱，但经济社会结构简单，矛盾并不突出。另一方面，落入“高收入陷阱”的国家后发优势已得到充分释放，经济社会成熟度高、财富存量大，应对经济失速和社会冲突的资源充裕、制度健全。比如，日本经济在高增长结束后长期徘徊在1%甚至负增长的水平。虽然有“失去的十年”等种种说法，但其社会总体稳定，居民生活水平未出现明显滑坡。日本的这种增长速度，明显低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平均水平，但由于所处阶段不同，风险表现和危害则完全不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高增长期不平衡的经济社会结构因为增长停滞而被固化下来，打破发展僵局，重启高增长的难度很大。此种情况往往造成经济金融危机，并引起社会动荡，政权变更。

2.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将严重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处于一种自我持续增长的稳态，资源不断投入与再生，结构不断调整和更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从上述稳态转向低水平均衡状态，资源闲置、结构停滞。从国际经验看，一旦落入此类低水平均衡，就难以重新启动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

（1）依赖持续高增长调整的利益关系被固化，社会矛盾凸显、改革共识破灭。高增长时期的典型特征是结构快速变化，相对利益在不同部门间经常调整。从中国经验看，许多行业都经历过雇员收入与社会平均水平差距拉大、赶上、最终超越的过程。部门利益非均衡分布的现象，在持续增长过程中通过结构调整是可以解决的。这种调整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发展速度保证的。一旦增长停滞，扭曲的利益格局不能通过快速发展得到缓解，利益分配不公被固化，将引起广泛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2）产业前后向联系的链条中断后，再次启动难度较大。高增长时期，通过压低某些部门的产品价格，可促进目标行业高速增长。当目标行业具备相当竞争力后，可将这些部门的价格调整到市场化的水平。比如，通过商品和住宅用地补贴工业用地价格，支持外贸部门发展，可最终推动整体经济发展。但是，如果非均衡增长模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链条非正常结束，将会固化价格扭曲，并且难以再次启动增长。

（3）国际竞争中贸易与投资机会存在累积因果关系，增长热点地区转换后，难以再次恢复。对外开放进程中，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时每年还继续吸引新投资。增长停滞后，一方面新增资金会投向其他国家，另一方面存量资金也会撤离，并加大经济下行压力。这种场景下，与中国发展形成竞争关系的东南亚、印度等国，都有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热点，从而吸收全球优质投资项目，造成中国发展机会丧失。

（4）经济转型升级在人力和技术供给方面都存在时间窗口，长期停滞后，再次启动追赶的难度很大。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在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的同时，老龄化影响开始显现，转型升级需要的人力和资金保障能力变弱。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结构的不利影响将更加突出。当前，技术创新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引进先进技术，需要有一定的吸收能力。经济快速成长，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都对技术引进和吸收带来便利。同时，技术研究和应用有一定的顶端效应，走在前列的企业在“卡位”和塑造产业生态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失去当前技术扩散的机遇期，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严重的影响。

转型期风险多发，防范化解能力存在不足

1.转型期风险多发，风险形成机制复杂。经济转型期既包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意味着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此特点决定中国经济转型期，面临独特的挑战和风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在发展中会累积各种风险。市场经济自身会积累经济社会风险，主要的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公使得社会层级分化、矛盾累积；市场的盲目性、非理性使得经济危机周期性暴发等。正是由于面对市场经济体制的缺陷，才需要政府介入，并通过各种政策工具在效率和公平、经济和社会发展间取得平衡。

（2）政府过渡干预经济可能带来风险。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介入经济运行过多，造成生产效率低下，投资决策失误等严重问题。虽然经过多年市场经济建设，但中国政府介入经济的程度依然较深，对基础经济领域的干预仍然较强。如不能正确把握调控力度和干预深度，可能会引起生产效率低下，经济风险累积。

（3）转型升级过程中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和节奏把握不好，可能带来风险。经济增速下降本质上是由于原有体制不能适应供需基本条件的变化。通过改革破除旧体制约束，释放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是转型升级的核心工作。改革在打破原有利益格局的同时可能会带来社会风险。改革步伐把握不好可能会引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外部冲击。比如，韩国过早放开资本项目管制是其遭遇1997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4）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和社会风险凸显。高增长时期，效益和财政收入快速增加，掩盖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矛盾。当增速下降时，潜在矛盾开始显现。比如财政收支不平衡、银行不良贷款快速显现。经济增速下降后，资产价值重估、过剩产能退出也将带来众多风险。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民众对社会公平和正义以及自身权利保障要求提高，增大了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互联网背景下，局部社会风险可能借助社交媒体蔓延，扩展到更大范围。

此外，经济增速下行、杠杆率提高，对外部风险的抵御能力有所下降。经济增速下行、增长预期恶化，企业和政府负债水平提高。当前又面临保护主义、美元加息等广泛的外部冲击。外部风险传导到内部，引起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加大。

2.转型期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较弱。转型期风险因素增加，但是由于制度不完善、经济增速下降，处置化解风险的能力相对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市场制度不完善，风险防范和自我稳定机制不健全。经济运行中风险防范的机制不全，比如评级机制不发达，征信系统不健全，保险深度和密度较低，期货市场不发达，汇率波动的对冲机制不完善。另一方面，市场的自我稳定机制力量较弱。比如，税收稳定器机制不完善，房地产税对房地产价格调节机制不健全。再比如，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不但没有发挥作用，可能在局部领域还助长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二是政府防范化解风险的制度建设和财力不足。高速增长时期，政府职能主要集中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上，社会管理能力相对薄弱。危机多发期，政府在防范和化解风险时制度困境较为明显。经济增速下降后，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同时下降，而社会保障支出快速上升，政府化解社会和经济风险的财力相对下降。

三是增长预期转变，增加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提高了政府防范化解风险的成本。增长预期转变对国内外经济主体行为带来广泛影响，增加了政府防范风险的成本。比如，由于对人民币存在贬值预期，外汇储备流失较快，对国际收入平衡带来较大冲击；由于中长期增长预期改变，企业和政府的融资成本都有所上升。

（作者分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