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新加坡国立大学等高校以及领信评级公司主办的“全球信用峰会：金融科技和信用风险”论坛上，JP.摩根中国区主席兼CEO李一表示，中国目前面临着基础市场风险、改革风险以及新兴型风险三大风险，其中部分领域的风险尤其值得关注，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三大风险的叠加效应和交叉感染。

不过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已经对这种风险有了充分的认知，在这一大背景下提出三大攻坚战，并且成立了金融稳定委员会，“能明显感受到金稳委的工作强度，据我所知，金稳委正在大力招募人才，不仅在吸纳国内金融机构的职业高层，同时也在招募不同领域不同机构的专家，甚至也在从国外引进人才。”

三大风险中，李一表示，第一个是基础性风险，中国资本市场建立20多年，到目前从规模上来看已经十分庞大，全球第二大的股市、全球第三大债市，但是这只是数字上庞大，市场本身仍然存在很多基础性问题，比如交易方式、产品的流程等。

更应关注的是第二个风险，也就是改革性风险，这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到今天逐步积累起来的。“中国市场的建立和发展走的是一条全世界都没有走过的路子，不是按照大家熟悉的书本上的那套来的，这个过程中就产生了很多发展的问题，比如地方政府对GDP的追求与金融市场追求稳定的行为就是相违背的。”

具体而言，李一指出，改革性风险中有两大风险尤其严重，一个是房地产的风险，另一个是高杠杆的风险。关于高杠杆风险可以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类，其中显性的也就是通过基础性金融工具带来的债务，全国大概30万亿的规模，其中中央14万亿，地方16万亿，共计占GDP30%左右。“但是很多人忽略了隐性风险，隐性杠杆的规模差不多是显性的3倍，而且对于其中的资金流向等问题根本无法掌握。”

这种改革性的风险，李一表示，如果按照西方理论的标准，可能已经破产无数次了，但是在中国现有的管理体制下，还是有可能防范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强大的国家信用，“大不了最后还可以关停，国家可以用它强大的信用来缓释，比如此前产生巨大的不良风险的时候，出现了四大AMC，用时间换取空间。很多这种方式是其他国家无法做到的，但是中国可以。”

这一前提下，李一认为，不管是基础性风险还是改革性风险，政府都还是有办法处理和防范的，但是其成本是巨大的，包括对改革进程的影响等。

第三大风险是新兴型的风险。李一表示，首先是诸多新的技术涌现，金融科技领域暗藏的风险；其次，金融行为出现了普遍的“跨”的现象，跨部门、跨行业、跨境，跨越了原来某个具体行政部门的监管范围，这种复杂性带来的风险；另外，新的交易方式和工具的产生，比如北上广很多地区出现了很多资金，成立私募基金，金融衍生品、高频交易等新生事物越来越频繁，这一资金体量一点都不小，这个领域是现有的监管体制在认知上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最后，地域性的风险，部分国家加息、区域战争、金融限制等国际上的问题可能引发的风险。

“目前的情况，风险确实是巨大的，但是政府已经对此有了认知，加上集中办大事的决心和能力，相信这些风险都是可以规避的。从经济上、民族性上以及区域发展上来讲，这个国家都还是有很大的弹性。”李一表示。

来源：全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