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营改增”全面推行两年后，以4000亿减负大礼包为标志，增值税自身改革成为下一步的税改主角。

　　“营改增”在全国全面推开两年后，增值税再迎一揽子新政。

　　按国务院部署，2018年5月1日起，税率下调、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统一、特定行业纳税人留抵税额一次性退还等三项增值税改革措施一并实施，预计将带来全年减税4000亿元。这是国家投向市场、为企业减负的又一个“大礼包”。

　　自2012年在上海开始试点，到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全面推开，营改增、减税降费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效应持续显现，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官方数据显示，过去五年通过实施营改增累计减税2.1万亿元。

　　营改增的成效，自然不仅仅是减税。未来红利的持续释放，也还需要增值税自身的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个在2017年税收规模高达5.6万亿元、占全年税收总收入近四成的第一大税种，无疑是“后营业税时代”的税改主角。

　　营改增效应：不止是减税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刘琳

“既为企业减税开通道，又针对逃税堵后门。”

　　2018年一揽子增值税改革新政实施已有两个月。两个月前的“五一”，正好是营改增在全国全面实施两周年。

　　增值税改革新举措将带来怎样的减税效果？营改增全面实施以来，企业税负有何变化？税负之外，这两轮改革还为企业经营活动带来了哪些新的感受？伴随着增值税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又有哪些更深层、更具体的改革诉求？

　　为了探究这些问题，《财经国家周刊》日前通过企业走访、专家访谈和线上问卷等方式，对营改增和增值税改革成效与待解问题展开调研。调研行业主要涵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物流业、新能源业、生物制药业、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等领域。

　　减税知多少

　　谈及营改增与增值税改革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无论是企业还是研究者，最为关心的自然是减税效应。

　　以和消费者密切相关的批发零售业为例。在此次增值税新政中，批发零售业的增值税税率从过去的17%下调至16%。京东集团税务总监张爱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全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54806亿元粗略匡算，2018年5-12月零售业务涉及的全产业链减税可达312亿元。

　　物流行业也将有明显受益。以重庆长安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这家第三方汽车物流和综合物流服务商在增值税税率为11%的情况下，2018年需缴纳增值税3019.41万元，运输业务增值税税负0.78%。“按照5月1日起10%的税率来算，5月到12月公司应缴纳的增值税不到2000万元，比在11%的税率下同期能减少接近100万元，增值税税负率也能降低接近一成。”长安民生物流财务副总监李清青说。

　　留抵税款退还是本次增值税改革一揽子新政的另一个亮点。汉能薄膜发电集团全球税务筹划部负责人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这项政策带来的留抵退税规模预计能达到20亿元。

　　新政带来的减税效应并非个例。《财经国家周刊》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六成的受访企业明确表示5月新政将为企业带来减税效应。其中多数表示带来的减税幅度或在5%以内，也有预计减税幅度超过10%的。

　　如果把时间轴拉长，从近几年营改增的综合效果来看，减税效果更是颇具普遍性。

　　财政部相关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过去五年通过实施营改增累计减税2.1万亿元；5月开始实施的增值税新政，预计将带来全年减税4000亿元。

　　高科技企业是减税重点户。以宁波公牛电工集团为例，2017年1月-2018年3月，企业共享受了3.57亿元的减免税款，其中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占2.15亿元，研发费用加计扣除1.07亿元。

　　减税之外

　　减税虽然是营改增和增值税改革一揽子新政最易被关注的方面，但改革还有更多深层次的目标。“减税绝不是唯一目标，打通抵扣链条、优化产业结构、增强税负中性等，更是营改增的改革初心。”上述财政部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

　　除了税负的变化，营改增究竟给企业带来了哪些更深远的实际影响？

　　上述问卷调研结果显示，企业对营改增改革以来的变化按感受强烈程度排序，位于前三位的分别是缴税流程更加简化便捷、企业纳税规范性普遍提升和产业链抵扣链条打通。

　　“这三项改革的影响相辅相成。”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斌对记者说。截至目前，营改增仍然实行以票控税，所以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交易，都需要上游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这样下游企业才能在未来的交易中凭票获得进项税抵扣。这种发票的链条，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企业规范缴税的主动性。

　　伴随着简政放权的深化、金税三期的全面上线，那些能正常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企业，缴税效率也随之提高。

　　在阿里巴巴集团税务总监李鹏看来，营改增一方面通过打通抵扣链条、下调简并税率等政策，为企业带来减税红包，另一方面营改增和金税三期显著提高了税务部门的征管水平，过去营业税时代普遍存在的缴税灰色空间大大缩小。

　　“既为企业减税开通道，又针对逃税堵后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对记者说。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在2017年开展的“营改增试点改革”第三方评估报告显示，营改增在改善企业运营模式方面也有帮助。比如营改增可能会促使大型的建筑企业将原本的挂靠单位内化为建筑企业的项目经理部，采取扁平化管理、公司直营等模式，从而加强项目管控。

　　上述财政部相关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促进一些企业和行业的专业化分工，改变大而全的产业结构，也是营改增一个重要的改革目标。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研究显示，一些制造业企业的案例就凸显这一改革效应。比如营改增将研发技术服务纳入了增值税抵扣范畴，一些本身是研发“门外汉”的制造业企业，看到通过采购的方式获得研发服务，也能享受抵扣，就逐渐将研发服务从本业中剥离，研发服务也由此获得了专业化发展的机会。

　　打通全链条

　　营改增全面实施毕竟只有两年，改革仍在进行中。在企业看来，有些环节还有改进空间。

　　抵扣链条尚未完全打通就是其中之一。问卷结果显示，受访企业认为增值税领域目前仍存在的较突出问题，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税率仍有下调空间，获取进项税发票存在困难，行业间税负不均衡，进项税抵扣难、抵扣不充分，以及税率层级仍然较多。其中，超过七成的受访企业选择了抵扣难、抵扣不充分与发票获取困难这两项。

　　“进项税发票存在困难，还有进项税抵扣难、抵扣不充分，都是抵扣链条尚未完全打通的具体表现。而链条不通带来一个后果，就是行业税负不均。”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王雍君表示。

　　可见，打通抵扣链条，既是营改增以来企业对改革感受较强烈的点，也是对未来改革的一个关键诉求。那么，哪些原因导致目前部分企业的抵扣链条仍存在断点？

　　记者采访发现，原因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具体政策设计层面，对于企业在某些环节的支出，现行政策不允许抵扣，或缺少抵扣政策；二是现实操作层面，对于部分行业，虽然进项税抵扣的政策安排是畅通的，但出于种种原因，企业难以拿到抵扣发票。

　　从具体政策设计层面来看，利息支出抵扣最受企业关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访谈的多数企业人士都表达了将利息支出纳入进项税抵扣的愿望。

　　按照目前政策，企业“购进的贷款服务”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投融资顾问费、手续费、咨询费等费用，需要缴纳6%的增值税，但却无法做进项抵扣。

　　多位来自金融投资、能源、生物制药等企业的税务人士对记者表示，对于资本密集型的行业，企业每年支付给银行或相关金融机构的利息费用比较高，若无法抵扣，无疑会增加企业流转税负，也可能是企业融资成本难降的原因之一。

　　“生物制药行业的经营特点就是需要大量资金往来，比如流通配送板块占用资金量就很大，我们企业大概是1200多个亿。还有和医院之间的业务、和上下游尤其是企业之间的回款等，都需要大量资金往来。这里就会产生不少利息支出。”一家生物制药公司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告诉记者，“无法抵扣对医药企业的影响非常大，也会增加制药成本。”

　　集团公司资金池的资金拆借利息，以及企业之间资金调拨产生的利息纳入抵扣链条，是企业的另一大诉求。

　　集团公司资金池是指集团公司将所属单位资金统一汇总在一个资金池内，统一调度集团内部的资金使用，并向上划资金的下属单位支付利息，同时向使用资金的下属单位收取利息。近年来，随着一些企业的金融拓展业务快速发展，集团公司内部企业之间的这种资金拆借，在规模和频率上都与日俱增。

　　在单纯的资金拆借无法享受利息抵扣的情况下，有的企业的一些金融创新也受到困扰。京东金融税务总监高丹琼对《财经国家周刊》说，以保理服务商发行的保理资产证券化产品（ABS）为例，一方面，根据资管计划税法新规，ABS层面需就该保理收益计缴3%的增值税；另一方面，保理服务商与向其融资的客户之间的保理服务并未中止，保理服务商仍需就此向客户开具发票，并缴纳6%的增值税，且无法从ABS层面获得进项税抵扣。在上述情形下，实际上还是存在双重税负的问题。

　　类似的情况在一些科技类企业也存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表示，比如一些高科技企业在竞争中不得不以高薪酬维系技术创新团队，但很高的薪酬支出无法取得任何进项抵扣，营改增后在某个临界点上会表现为企业税负不降反升。此外，物流等高人力成本的行业也存在工资薪金无法纳入抵扣链条，从而造成税负上升的情况。

　　发票难题

　　实操层面的进项税抵扣链条断点，则卡在“发票”上。

　　以货运业为例，贾康表示，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卡车货运行业已经形成了不少“无车承运”模式的经纪、服务平台，但依托这些平台承载的货运业务，发票问题却难以解决。

　　过去，货运业缴税模式是车主于注册地依票完税，但在互联网平台下，全国分散、随机流动承运的上千万辆卡车，令这种模式不具备可行性。为了拿到发票，“逼出了五花八门的开票公司、变通手段。”贾康说。

　　拿票难的问题并不局限于货运业，建筑业也是“多发区”。由于建筑施工企业打交道的上游方往往是个人，或者小规模纳税人，这导致建筑施工企业不易拿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即使拿到发票也是小规模纳税人的3%税率发票，导致企业难以做进项税抵扣或者抵扣不充分。

　　近年，财税部门对于一些企业难以获取进项税发票的现象，出台了针对性政策。比如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住建部在2017年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行业营改增试点工作的意见》，要求税务部门要积极创造条件，在建材市场、大型工程项目部等地增设专用发票代开点，为砂土石料销售企业、临时经营企业及建筑材料零售企业代开专用发票提供便利，并要求及时处理建筑材料销售企业拒绝开票、加价开票等违规行为。

　　“政策虽好，但还是有落地的困难。”一位建筑工程类企业人士对记者表示，“政策虽然要求严查拒开票行为，但工程行业的特点是由于客户资金紧张或者审批时间长，往往不能及时给我们拨付工程款，这个时候我们采购原材料就要靠赊账，能找到这样的供应商已经不易，我们怎能再要求必须开票？”

　　与货运业类似，陷入上述窘境的建筑工程类企业要么自己承担所有税负成本，要么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其他供应商做账开票，但这又要承担违规的风险。

　　留抵退税会否扩围

　　多家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访谈的企业对抵扣税额退还试点能否进一步扩大，表现出了浓厚兴趣。

　　所谓增值税留抵税额，就是一段时间内，企业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大于销项税额，多出来的这部分进项税额如果一时来不及通过销项额向下游转移，这时就出现了所谓的留抵税款。

　　2018年4月，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联办财经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外企业税负比较研究》预估，目前增值税留抵税款已有上万亿元规模的存量。长期、大额的留抵税款连续积累，意味着给企业带来的资金占用成本已有固化的风险。

　　“企业的正常运营中，留抵税款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要想减少留抵给企业带来资金成本、现金流紧张等问题，就要加快建立退税机制。”张斌说。

　　记者调研发现，企业对留抵税款退税的诉求主要集中在两类行业，即前期投入较大的行业和存在进项销项税倒挂的行业。

　　以汉能移动能源控股集团为例，“从上游的核心技术研发到高端装备制造到中游的组件生产和下游的系统集成方案，我们是全产业链模式。而上游、中游都是属于重资产行业，投入大、回收期长，设备、研发和厂房，这些形成的留抵税额相当大。”汉能全球税务筹划部负责人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进销项税倒挂的行业也是期待加快留抵退税改革的重点户。目前我国增值税税率仍存多档，比如针对制造业、销售货物等为16%，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为10%，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为6%。有业内人士认为，5月增值税新政后，运输公司按交通运输服务开税率10%的进项发票，但物流公司送货到客户按物流辅助服务开税率6%的销项发票，这种进销项税率的倒挂，也是导致留抵退税的一种方式。

　　另外，区域发展不均衡也会导致一些企业面临留抵问题。“中西部地区幅员辽阔但地势复杂，物流基础设施相比东部地区较为薄弱，另外西部人口密度小，市场发育程度也不及东部发达地区，导致不同地区从事相同物流业务的企业税负会产生不均衡，西部地区的公司更容易产生大额增值税留抵。”京东物流税务总监吉星说。

　　此外，本次留抵退税试点，是对装备制造等行业的进项税额予以一次性退还。不少企业表示，希望未来能够形成稳定的留抵税款退税机制，将减税进一步落到实处，并能给企业稳定预期。

　　增值税改革新期待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刘琳

简并税率是下一步的突破点。

　　伴随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2018年增值税自身接过了“营改增”的改革接力棒。这个在2017年税收规模达到大约5.6万亿元、占全年税收总收入近四成的第一大税种，将成为后营业税时代的减税担当和税改主角。

　　据《财经国家周刊》调研了解，许多企业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增值税改革举措中，排在前三项的分别是进一步下调所在行业税率、简并税率档次以及调整进项税额抵扣范畴。

　　这也和正在进行中的改革方向一致。

　　企业减负

　　为企业减负仍然是增值税改革的主攻方向。财政部相关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说，未来进一步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将继续成为财税政策的发力重点。

　　留抵税款退税改革和进一步打通抵扣链条颇受企业期待。

　　留抵税款退税方面，如前文所述，受访企业对改革的诉求主要体现在行业扩围及建立稳定的退税机制。

　　对于进一步打通抵扣链条，以利息抵扣为例，“要考虑财政的可承受能力，这可能是利息成本在营改增改革中一直没有纳入抵扣范围的原因之一。”一位大型电子商务集团税务总监说。有专家表示，随着税收征管水平升级，财税收入的可承受能力增强，扩大包括利息成本等项目在内的抵扣范围，可能比以前有更充分的实现条件。

　　税率下调、税收减免，是企业期待的最为直接的减税方式。5月一揽子增值税改革新政中，针对小规模纳税人的改革举措十分亮眼：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将该标准由过去的年销售额50万元和80万元上调至500万元。由于能让一大批企业因为身份转换而直接享受更低的征收率，这一政策颇受小微企业欢迎。

　　不过，“由于小规模纳税人按3%征收率缴税，因此其他两项措施如打通抵扣链条和留抵退税等并不能为他们带来直接收益，而从2017下半年至今的两次税率调整也都是针对一般纳税人的。”上述电商集团税务总监说。

　　为此，他认为，调整目前3%的征收率、提高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或扩大小微企业增值税免税额度，这种直接能给小微企业带来减税效果的政策，建议纳入改革的考虑范畴，“给小微企业更多成长的机会，也能为未来培育更大的水源池子。”

　　另有专家对“以票控税”的管理模式提出了建议。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认为，针对货运业等领域存在的拿票难从而导致实际税负增加的问题，需要有关部门积极协调探讨依托有资质的无车承运人公司，发挥互联网平台的优势，以“即时信息”和“据实原则”为基础控税，替代过去“以票控税”机制的配套改革方案。

　　税率简并

　　2017年7月1日起，增值税税率启动了税率简并改革，税率档次从过去的四档并为三档，13%一档税率取消，从农产品(5.300, 0.14, 2.71%)、农机，到电子出版物等诸多行业的增值税税率下调至11%。

　　“企业销售农业专用设备的税率从13%直接降到11%，2017年下半年我们一共少缴了一千多万税款。”江苏常发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朱云说。

　　税率简并带来的减税红包何时还能再有，很多企业翘首以盼。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按照三档并两档方向调整税率水平。

　　2018年5月开始的一揽子增值税改革新政，暂未涉及税率简并。当前，增值税有16%、10%、6%三档税率，不少企业认为各档税率之间的级差仍然较大。

　　《财经国家周刊》问卷调研发现，“税率档次较多”是企业反映比较突出的一项增值税问题，近四成的企业认为税率简并是下一步较为迫切的增值税改革选项。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张连起认为，税率简并之所以还没有一步到位，可能是出于行业税负均衡变化的考虑。既不能使部分税率上调行业因大幅增税而增加税收痛感，又要避免部分税率下调行业出现行业性留抵、无税可交的情况，更要考虑税率调整对财政承受力和支出刚性的影响。

　　“税率简并不仅带来减税效益，更重要的是扭转行业之间税负不均衡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吕冰洋表示。税率进一步简并之后，企业进项税抵扣不充分以及形成大量留抵税额的问题，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吕冰洋认为，5月开始我国17%、11%的增值税税率各下调1个百分点，在释放减税红利的同时，减小了增值税三档税率的级差，为下一步简并税率奠定了基础。

　　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马海涛认为，简并税率是下一步推进增值税改革的大方向和突破点。从各国的税收实践来看，简并税率也是大势所趋。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我国的增值税可以采取单一税率，或者一档基本税率加一档低税率为最终目标。

　　多位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的专家表示，由于当前的三档税率差距仍然较大，在未来税率简并的改革中，应充分考虑到各行业、上下游企业的税负波动，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

　　立法还有多远

　　除了在改革进程中不断发现问题、完善政策外，如何把改革成果用制度性安排和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增强税制的规范性、强制性和有效性，正在成为财税部门推动增值税深化改革的考量重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表示，全面营改增涉及行业范围广，又几乎关系到行业链条和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改革工作量大、过程繁琐、且需要不断调整，因此过去几年，营改增在试点过程中采取了给既有的增值税体系“打补丁”的做法，出台了一系列过渡政策。

　　多位专家对记者表示，随着增值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立法工作的愈加紧迫，过去一年增值税税率简并、税率下调，以及调整统一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工作，都在为增值税立法打基础，但仍有一些过渡性政策待调整。

　　比如部分行业的过渡政策仍有模糊不清之处。以金融业为例，中金公司固定收益研究组认为，2017年《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出台，虽然规定了资管业务采用简易计税法也就是3%的征收率，但其中仍有一些细节尚未确定，如保本产品是否涉及双重征税，ABS 产品如何缴税仍需进一步认定，等等。

　　2017年10月出版的《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中，《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一文为税改立法指出了时间点。这篇文章表示，要结合增值税进程，推进增值税立法，最终形成规范的现代增值税制度；并提出力争在2019年完成全部立法程序，2020年完成“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改革任务。

　　减税降费进行时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刘琳

让企业充分享受到改革红利，切实提高企业的获得感。

　　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涉及诸多领域、多个税种的企业减税降费政策迎来发布潮，除增值税一揽子新政外，近期还有如下利好：

　　4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再推出7项减税措施，支持创新创业和小微企业发展；

　　5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物流成本的措施，确定对物流企业承租的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减半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对挂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

　　6月5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文规定，延续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免征增值税等宣传文化领域增值税优惠政策；

　　6月25日，多部门联合发文，规定将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单户授信额度上限，由1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

　　多位业内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伴随减税降费规模增大、相关政策文件大量出台，企业减税降费也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和新挑战，最重要的是如何让企业充分享受到改革红利，切实提高企业的获得感。

　　新特征

　　减税降费的针对性在持续加强。财政部相关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说，除增值税改革外，为企业减税降费还表现在三个较为突出的方面。

　　一是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比如将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上限提高到100万元，实施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并进一步扩大到全国，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新购进的固定资产实施加速折旧，大幅提高企业新购入设备器具一次性税前扣除上限等等。

　　据税务部门统计，2015年至2017年，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减免税金额由208.61亿元增长到470亿元，增长125.3%；今年一季度，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税收减免469亿元，增长29.9%。

　　二是支持科技创新。对高新技术企业实施15%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将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限额提高到8%，将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10年，取消企业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不得加计扣除限制，对符合条件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实行递延纳税优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等。

　　诸多举措转化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切实红利，今年一季度税务部门已落实鼓励高新技术减免税90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1.4%。

　　三是规范清理政府性收费。比如停征挥发性有机物排污费、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工本费，暂免征证券期货行业机构监管费，调整专利收费政策，降低无线电频率占用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和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等征收标准，再加上阶段性降低企业“五险一金”缴费比例、降低电网环节收费和输配电价等措施，降费效果也十分明显。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2月，规模以上服务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税费负担3.3元，比上年同期下降0.2元，为三年来最低。

　　加减法

　　减税降费的同时，财政收入保持了中高速增长，这是2018年以来改革呈现出的另一个新特征。

　　财政部相关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减税政策做好“减法”的同时，也会带来“加法”效应。

　　“一方面，减税降费减轻了企业成本负担，在撬动企业发展动力的同时，增加企业对未来盈利的预期，促进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能够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和财政增收，培植和发展了新的税源。”该人士说。

　　随着减税降费的深入推进，企业盈利能力不断提高。2018年1至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与企业所得税收入增长走向一致。

　　另一方面，减税降费对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优化企业营商环境等发挥了积极作用，支持和培育了经济发展新动能。再加上近年国家大力改善营商环境，有利于释放实体经济活力，激发经济增长潜能。

　　比如受“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激励，社会投资创业热情高涨，市场主体数量逐年快速增加，2017年城镇新增就业1351万人，新注册个体工商户1290万户，2018年第一季度企业所得税纳税户同比增长13.8%。1至4月，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个税收入增幅为37.1%，这些市场主体成为新增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

　　更多的减税效应预计将在2018年下半年显现出来。“1-4月实施的减税政策并不多，部分减税政策自5月起陆续实施。”上述人士表示。

　　未来，财政部将通过减税的“减法”，进一步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经济总量增长和质量提高的“加法”。

　　“下一步，我们将关注企业运行状况，做好‘加减法’，尽一切努力给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不断提高财政服务企业创新和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让企业轻装上阵，提高竞争力。”上述人士表示。

　　获得感

　　企业“获得感”是财税部门评估减税降费政策效果的关键词。在整体获得感提升的同时，部分企业因种种原因导致受益不明显，也正为决策部门所重视。

　　多位专家对记者表示，一些企业反映营改增等改革推进中，一段时间内税负是有所上升的，除了政策落地原因之外，还与实际税负和名义税负的区分有关。

　　比如营改增之前，虽然营业税可能带来重复征税问题，但由于税务部门征管力度相对较弱，企业逃税的灰色空间也比较大，企业实际税负低于名义税负。

　　随着增值税“以票控税”和金税三期的建设，企业税款应缴未缴的情况比过去大大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因为抵扣链条不完整、发票难以获取等原因，导致某些环节仍有重复征税，一些企业的实际税负可能就会有所增加。

　　“这是在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只有靠继续深化改革才能解决。”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说。

　　关于企业对减税降费的获得感不一，财政部相关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主要是在税率调整改革整体减税的情况下，受收入成本结构、投资周期等因素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在不同时点存在一定波动，并非每一个纳税人在每一个时点均实现税负下降。在整体减税的同时，也可能会出现部分纳税人税负上升的情况。

　　此外，部分企业由于用地、人工成本等上升因素影响，企业经营压力加大，同时，国内外竞争激烈，产品附加值降低、利润变薄，这些都是企业负担“痛感”更明显的原因。

　　“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区域、行业、企业的收入和税负变化情况，帮助纳税人熟悉和用好用足政策，让企业充分享受到改革红利，切实提高企业的获得感。”上述人士表示。

　　全面考量减税空间

　　文/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樊轶侠

减税降费应与支出和赤字政策并行不悖。

　　近年来，我国的减税降费一直在路上。

　　在获得显著政策成效的同时，我们还须关注，在潜在经济增速下降与周期性放缓并存的宏观背景下，在财政收入和公共福利水平不受到显著影响的条件下，如何探寻进一步减税空间。

　　同时，财税政策需要在减税、控制债务风险和保障公共福利之间寻找平衡点。

　　减税空间压力

　　首先，政府一般性支出压减的空间并不大。经过前些年的压减，从当前政府一般性支出结构看，继续压减空间已不大。

　　国际比较后发现，我国政府规模不论是从全国整体来看，还是从地方政府来看，“窄口径”下我国“公务员占人口的比例”基本控制在1%左右；“宽口径”下，我国“公务人员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基本控制在4%左右，OECD国家政府公务人员占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平均为15%左右。相比其他国家，这其实已经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了，也符合公务人员配置的一般规律。

　　其次，民生保障扩面提标，支出刚性增长压力不小。近年来，民生政策提标扩面资金需求不断增加，各种改革性成本支出有增无减。如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从最初启动时的每人每年40元提高到2016年的420元，财政投入资金增长十多倍。再如2011-2015年，中央财政安排农林水支出3.2万亿元，年均增长15.6%，公共财政资源不断向农业农村倾斜。

　　调研发现，中小学生均补助、特困地区营养改善补助提标，困难学生资助扩面等带来政策性增支；在精准扶贫战略下，低保、优抚补助提标扩面在“十三五”时期是大方向；还有城乡居民医保补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提标等。在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盘活存量资金空间不断缩小的大背景下，各地区中长期收支平衡压力普遍较大。

　　最后，债务规模总量扩大尚有空间，但防控难度显著加大。虽然2015年开始中央对地方存量债务进行大规模债券置换，有效降低了举债成本，但置换只是把债务期限拉长，其规模受制于债券市场容量，如不能有效提高债务资金使用效率，债务风险的累积在所难免。

　　社保基金隐性债务风险凸显，调研中发现部分地区养老保险当年入不敷出。部分地区通过PPP、股权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产生的财政承诺尚未完全纳入政府债务分析视野。

　　“去产能”职工安置及社会保障，养老方面的社会福利支出上升以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储蓄率下降，都是后续必须考虑到的财政负担。政府债务负担率越高，运用赤字政策稳增长来抑制公共风险的作用下降，财政风险上升，意味着越是需要审慎决策。因此，未来一段时期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必须有合理边界。

　　拿什么减税：思路与路径

　　在财政平衡的框架下考虑宏观税负问题是极其重要的。在国际税收竞争浪潮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减税降费必须与支出和赤字政策并行不悖，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衔接。

　　第一，先看总体思路上，要按照“把握好一个核心、处理好两个关系、做好三个协调”的基本思想，不断创新财政管理，实施有效政府治理。

　　“一个核心”是恰当的政府和市场关系。一种理想的、好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当是有效的政府加有效的市场，二者之间不应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一种共生互补的关系。

　　“两个关系”是短期与长期的关系、总量与结构的关系。清晰界定财政政策调控的环境和条件，将经济干预限定在必要的时期和恰当的范围之内，避免短期政策长期化，力戒调控行为日常化、职能化和固定化。财政赤字的扩大要定一个目标和时点，不必强调年度财政平衡，但要强调周期性的财政平衡，否则赤字就会无限扩大化。

　　“三个协调”是指宏观政策相协调、财政政策与财政制度相协调、国内财政政策与国际财政政策相协调。

　　宏观政策之间和政策目标之间要相互协调。强化财税政策与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等的协调配合，规范政府干预领域、范围、工具、手段、程序和相关操作机制，对政府干预边界进行必要限制。

　　在财税政策诸目标之间，综合权衡结构调整、环境保护和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改革效果，增强税负与福利保障之间的关联性，避免不切实际地扩面、提标。财政政策的灵活性与财政制度的稳定性形成互补。少搞短期性、补丁式的优惠政策，以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和宏观制度环境优化为出发点，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真正融入现代财政制度建设中。

　　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框架下，国内财政政策和税收竞争向何处走，是我国政府必须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我国对大国财政政策的理论创新有待深化，应进一步从大国经济、大国财政的角度，思考国际宏观经济背景下的财政政策制定。

　　第二，从现实路径上看，扩大减税空间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促进为政府债务开前门。未来我国应在合理可控的范围内，通过促进地方政府发专项债、适度扩大置换债发行规模等方式，为减税提供空间。同时，要跳出政府一般公共预算，观测积极财政政策的净效应，包括财政政策对存量资金的影响，以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效应，即高度重视激活财政存量资金，财政金融部门协同完成债务置换和债务监控，避免政策打折扣。

　　二是规范新型融资工具运作机制，控制政府债务成本。通过对一般债券、专项债券、PPP债务等分类管理，在打开规范举债“明渠”的同时，堵住变相举债的“暗道”。通过融资规模上限约束和中期融资规划 ，对政府债务风险实施“双线”管控，提高政府预算的约束性、前瞻性和可持续性。

　　三是进一步盘活存量财政资金。近年来财政部门已通过多种渠道盘活存量资金，目前我国财政存款（以前年度结转结余资金和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总额仍然高企，弥补赤字的潜力较大。完善稳增长重大项目落实情况动态监测管理机制，促进各级财政部门尽快形成实际支出，以深化改革提高转移支付支出效率。

　　四是建立科学、客观、公正的财税政策评估机制。一方面，建立财政政策出台前的风险评估机制，对决策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进行科学预测、综合研判，确定风险等级并制定相应的化解处置预案。另一方面，建立财政重大决策后评估机制，对财税改革的政策方案执行情况跟踪分析，及时反馈，不断完善改革政策方案，提高改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