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16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在答记者问时表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各方面仍存在若干风险，包括金融风险、地方政府的金融风险、民营企业发展的活力下降、外部风险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补充称，从政策风险上来说，目前最大的政策风险是刺激经济。

以下为答记者问全文：

提问：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这次会议。我对各位发言人的讲话非常感兴趣。我想问杨伟民先生，您说到的自然资源的产权问题，现在土地的租赁权大概是70年，未来会不会改变产权年限，对于企业也好，或者对于个人也好。还是说自然资源始终是属于国家？中国过去一直是由国家来掌控产权的，现在为了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什么要在产权制度方面做出更多的改革呢？

杨伟民：我解释一下。我说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首先是要明确全民所有自然资源的产权人。因为我们的宪法规定矿产、城市的土地、水流、山林、草原等等都是属于全民所有。但是，过去的产权人是不清晰的，到底是国土资源部来行使产权人的职责？还是林业局行使产权人的职责？这个是不清晰的。这次中央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由新成立的自然资源部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产权人已经到位。自然资源分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来进行改革。因为城市的土地属于全民所有，但在过去，事实上行使土地所有权的人是市县一级的政府。过去40年来，我们看到大量的现象是土地被大量占用，很多腐败也是由此产生。所以，要分清中央政府与省、市、县的关系，我们现在是五级政府，各级政府在土地问题上到底如何行使所有权人的问题。但是，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还是要分开的。比如，刚才讲的开发房地产，使用权是70年，这是不会变的，70年到期以后，会继续调整相应的法律。工业50年、商业50年，这些使用权年限都是不会变的。我想主要是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土地所有权人行使和监管问题上的职责。当然，其中还包括水流、湖面，都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每一寸土地最终都要明确产权人。我再补充一下，中国的自然资源不仅仅是国家所有的，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属于集体所有的。

提问：我的问题是任何的一个经济体都有风险，中国经济的风险，你们最担心的是哪个方面？尤其是从长期来看。

樊纲：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每一个角落出现的问题都可能成为全局性的风险。说中国的风险不能说是一个，若干个风险都是比较大的。

首先，金融风险仍然是存在的。

第二，地方政府的金融风险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因为融资的一大块，特别是过去10年来，很大一块都是地方政府，很多项目确实是在做长期投资，但是它给金融体系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第三，最近几年的投资下降，民营企业发展的活力下降，经济效率的活力有所下降，这是现在的风险，它会给各个领域带来问题，包括下一阶段的就业，包括下一阶段的金融。

第四，中国经济面临着外部风险。尽管中国过去不是依靠出口才发展的，中国是经济大国，出口对GDP的贡献只有10%几，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中国50%的增长都是依靠出口。毕竟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非常强大、非常充分，在目前的情况下和今后一段时间，外部风险应该说还是非常大的。中国考虑这些问题应该有一个综合的思考，对各方面的风险加以防范。

蔡昉：如果说一点，从政策风险上来说，最大的政策风险是刺激经济。中国过去的潜在增长能力很高，如果我们增长速度下降了，通常是外部的需求的周期性因素，所以我们要做一点刺激，让它回到生产潜在能力上去。今天中国的潜在增长能力已经下降了，如果我们还抱着过去那样的速度的预期，每逢遇到一些波动的时候就努力地通过投资刺激往回走，金融风险、生态环境的风险都会随之而来，它也会妨碍我们进行应该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来源：搜狐国富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