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灿灿，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又如约而至，今年在经济领域，谁成为了幸运儿，引领怎样的新思潮，对世界经济有何重要贡献？让我们一起揭开谜底。
一、两位美国学者共同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018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今年奖项由两位美国学者共同获得，分别是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 Romer），表彰两人将气候变化和技术创新引入长期宏观经济模型分析框架所作出的贡献。
“经济学的核心在于如何管理有限资源。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
主要限制因素，而知识决定我们将如何应对这些限制因素。”颁奖词中写道，“诺德豪斯和罗默均设计了新的研究方法，解释市场经济同自然和知识的互动关系。”
今年是经济学诺奖的第50周年，今年获奖的两人将共享9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4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1、两位美国学者获奖的原因是什么
斯特伦伯格表示，两位学者都在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面作出贡献，为如何创造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提供分析框架。
诺德豪斯的研究与“气候变化”密不可分，涉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他创建了描述全球经济与气候相互作用的定量模型，整合了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结果。他提示人们如何应对经济发展中的负面情况，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污染也在增多，最终将付出经济代价。
罗默的贡献在于“技术变革”，他的研究展示了知识如何成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并奠定了现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解释了创意与其他商品不同，需要特定条件才能在市场中充分发挥作用；并提示在市场机制之外，公共部门需通过精细制定政策，鼓励创新。
2、中国人何时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之后，外界也在热议，中国何时迎来自己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斯特伦伯格表示，应该注意的是，研究的发生和最终获得承认和奖励中间，隔着一定的时间鸿沟。比如，今年获奖的诺德豪斯和的罗默研究贡献分别在1994年和1990年做出，也就是25-30年前的研究。80-90年代，美国学者在经济理论界的话语权更大。那段时期之后，我们也关注到中国经济理论学者的崛起，但离获得承认和获奖，仍需假以时日。
3、为何女性学者鲜少获得认可的声音
自从1969年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共颁奖50次，其中25次是单独获奖，19次双人获奖，6次是三人共分诺奖。80余名获奖者中，只有1名女性，她的名字是Elinor Ostrom，2009年获奖。
斯特伦伯格指出，从统计来看，在过去数十年中，只有一位女性学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女性学者是否被忽视的质疑，我们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和上一个问题的答案相通，在80-90年代，仍是男性学者占据主导地位。但同时我想说，评委会不希望错过任何一个对人类有贡献的重要学者，无论性别或是国别。
4、诺贝尔经济学奖传达的主旨是什么
斯特伦伯格表示，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诺贝尔其他类别的奖项类似，在核心价值观上奖励对全人类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同时想要传递的信息是——学术研究能够利于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学奖，我们想证明社会科学而不仅仅是自然科学，能够让世界变得更好。
“如今热门的气候变化经济学，诺德豪斯在30年前是在无人关注时独自探索。”斯特伦伯格评论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旨在于承认并奖励那些关注全人类根本问题的研究者。今年获奖的两位学者虽然具体研究领域有异，但共同点在于，均关注全球可持续长期发展，并提出相应的分析工具。
还有评论人士指出，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意外。作为历史上的获奖热门，无论诺德豪斯的气候变化经济学、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在业内都享誉匪浅。不过，在2018年，两人同时因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贡献而获奖，预测者们显然始料未及。在经济危机过去十年后，全球经济再次陷入滞胀循环的焦虑，瑞典皇家科学院此时的选择值得玩味。
5、学科融合是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趋势
我国分析人士指出，观察近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将多个新概念进行跨学科、跨门类的融合是近期的趋势。例如今年获奖的诺德豪斯，将自然科学气候学、气象学等与人文科学经济学联系在一起，去年的理查德的泰勒，将心理学的现实假设融入经济学分析，对行为经济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传统的经济学已经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变得越来越包容，内容也越来越丰富，福利经济学，博弈论，行为金融学等等都已经成为经济学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多个交叉学科之间的“化学反应”也让经济学获得了更为深远的发展。
所以，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想上的指引，发展经济不能过度依赖传统的经济学思想，需要将多个关联方面统筹分析，顶层设计，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嘉奖领域是经济增长，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可从这两位获奖者中获得经验与借鉴。
二、威廉·诺德豪斯：使用模型分析经济和气候的关系
威廉·诺德豪斯出生于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开克，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1967年在麻省理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从1967年起，他一直在耶鲁大学任教，并在1973年被聘为终身教授。现任耶鲁大学惠特尼·格里斯伍尔德经济学教授和考尔斯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理事。诺德豪斯教授在耶鲁大学主讲经济学原理课程。诺德豪斯是美国最有影响的50名经济学家之一，全球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顶级分析师之一。斯特伦伯格表示，诺德豪斯的贡献在于率先使用模型分析经济和气候之间的关系。
在服务政策制定方面，威廉·诺德豪斯的研究表明，首先，气候变化的难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各国需要同意并切实地实行碳排放约束，包括引入碳税框架。其二，威廉·诺德豪斯的研究提供一个框架，让人们得以计算并了解，如果人们为了减少碳排放而减产，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实则温和，且长期有益。如果人们能够意识到这点，可能会促使各国更容易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统一方案。
1、开创气候变化经济学
诺德豪斯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渊源颇深。上世纪末，他与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合著经典教科书《经济学》。十年后，诺德豪斯就成为众多博彩公司看好的诺奖候选人，并曾引发2009年开奖前夕的赌局事件。
公开资料显示，诺德豪斯的经济学研究范围广泛，涉及环境、价格、能源、技术变革、经济增长、利润和生产率的增长趋势等领域。不过，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开创气候变化经济学之举。
所谓气候变化经济学，就是气候的变化对于人产生的影响，从而改变人们对于消费习惯、以及商品选择方面的学科，它属于传统经济学的一个边缘分支。
那么气候和经济加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呢？在《气候经济学》一书中曾提出过一个例子：如果夏天变得比较温暖，那么每十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人会比去年多买一件T-Shirt，如此一来，T-Shirt的生产与销售总额就多了八百多万件。
天气的改变虽然不会对人们产生即时立刻的影响，但是在几年之后却会改变我们的天气经验，而这些经验就会对我们从决策到消费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
威廉·诺德豪斯1982年的论文被认为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此文虽短，但二氧化碳的特性、减排的国际合作、政策手段、不确定性等相关问题，都有所论述。文中所表述的许多忧虑，30余年来逐渐在现实中一一呈现。
2006年，引发世界对气候问题广泛关注的“斯特恩报告”出炉。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最新文献自此不断地引用同一个名字：诺德豪斯。
2、推动绿色的可持续增长
实际上，远在环境经济学成为显学之前，诺德豪斯教授早已开始致力于环境和经济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1972年，诺德豪斯和托宾共同提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和传统GDP核算中“做加法”的逻辑不一样，净经济福利指标在“做加法”的同时，也“做减法”。
其主要思路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国家制定出每一项污染的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列出改善所需经费，将这些改善经费从GDP中扣除。这一指标也成为当前人们关注“绿色GDP”的理论基础。
1993年“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思考”，诺德豪斯曾指出：“人类通过多种干预措施在自然环境中掷骰子——向大气中注入微量气体，如温室气体或消耗臭氧层的化学物质，通过工程设计大量土地使用，如森林砍伐，破坏自然栖息地和大量物种，甚至在实验室中创造转基因物种，并累积足够的核武器来摧毁人类文明。”
在诺德豪斯看来，环境变化和人类的经济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如果将目前的一些环境指标视为一个“存量”，而人类的经济活动则会产生一个让环境变动的“流量”。显然，随着“流量”的逐渐引入，“存量”将会产生变动，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环境变化。
基于此，诺德豪斯率先发展了综合评估模型（IAM），描述全局的定量模型经济与气候之间的相互作用。
该模型整合了理论和来自物理、化学和经济学的实证结果，可以用于测试例如碳税等相关气候政策干预经济的后果。这一模型有三个交互模块：碳循环模块、气候模块和经济增长模块。
其中，经济增长模块描述了全球市场的经济面貌：商品在产出的同时，消耗着资本、劳动力和能量，这些能量一部分来自造成二氧化碳排放的化石燃料。而不同的气候政策（如税收或碳信用）会对经济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产生影响。在经济增长模块中，诺德豪斯阐述了GDP、社会福利以及全球CO2排放的时间曲线，还有一个由气候变化造成的破坏的时间曲线。
碳循环模块、气候模块和经济增长模块三大模块组成了一个简单但动态交互的世界模型，诺德豪斯的模型有两个版本：
区域综合气候经济（RICE）模型：其中经济增长模块有8个不同区域。
简化的动态综合气候经济(DICE)模型：其中经济增长模块只有一个区域。
利用这两个模型，诺德豪斯等人详细分析了碳排放对于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的影响。这一系列的工作为碳减排的经济和环境政策提供了优化的路径选择。之前的很多经济模型中，很多都只考虑GDP，而没有考虑经济增长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这也是以GDP度量经济的缺陷之一。
诺德豪斯的综合评估模型能够被用于模拟“一切如常”政策的后果，或是各种政策干预的后果。该模型也有助于评估如何把市场经济引导到更好的碳排放水平，更恰当地平衡社会成本与效益。
综合评估模型不仅提供定性结果。重要的是，它让我们得以计算最佳碳税的定量曲线，并显示这些曲线如何依赖对参数的假设。比如全球温度对大气中碳浓度的敏感程度，碳在大气中残留的时间，以及气候变化造成的破坏的严重程度。
根据诺德豪斯的研究，解决温室气体排放引起问题的最有效措施是全球碳税计划，统一强加给所有国家。
三、保罗·罗默：将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引入经济增长模型
保罗·罗默，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任纽约大学教授。罗默在1986年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知识完整纳入到经济和技术体系之内，使其做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罗默提出了四要素增长理论，即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和劳动（非技术劳动）外，又加上了人力资本（以受教育的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专利来衡量，强调创新）。“罗默模型”自此也成为新增长经济学的经典。
在对政策制定的启发上，保罗·罗默研究的核心要点是：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公共部门需通过精细制定政策，鼓励创新，同时寻找到政策的平衡点——一方面鼓励创新被全球更大范围的人群学习或获益，并成为新一轮创新的基础；另一方面关注创新原创者能否获得足够的回报，以覆盖创新成本。总之，公共部门既要保护创新者，给予一定程度的“垄断”，也要鼓励创新造福全球更多人群。
1、生平：从数学和物理，转法学，再转经济学
罗默于1955年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在七个孩子中排行老二，他的父亲是一名做过农民、经过商、搞过研究院的政治家。罗默自小就很淘气、叛逆，在中学表现很差。在申请大学时，只有一所大学——芝加哥大学录取了他。
开启经济学之旅对罗默来说完全是个意外。当罗默还是一名本科生时，其学习的专业是数学和物理。但或许是对枯燥的数理推演产生了厌倦，他最终决定放弃自己对这两门学科的追寻，转而去法学院继续深造。为了进入法学院，他需要修一些“文科”课程作为准备，正是在其中的一门经济学课上，他遇到了改变他整个职业路径的萨姆·佩尔茨曼（Sam Peltzman）教授。佩尔茨曼的授课内容和风格深深打动了罗默，他很快意识到相比于成为一名法学家，他可能更适合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于是，他就转入了经济学的学习。先后在麻省理工、加拿大女王大学等多所名校辗转求学之后，罗默终于1982年转回到芝加哥大学，于1983年在芝加哥大学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此后，他曾先后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罗切斯特大学、斯坦佛大学和纽约大学，现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期间，他还创办过自己的公司Aplia。2016年10月，保罗·罗默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一职，2018年1月辞职。
2、主要学术成就：提出内生增长理论
在经济学界，罗默的名字基本上是和“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ies）联系在一起的。
经济增长的动力究竟何在？为什么有的国家穷，而有的国家富？
这些问题从古典时期就困扰着无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密尔、马克思、熊彼特等顶尖经济学家都曾对此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但真正把经济增长问题转化为一套现代意义上的理论，是从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上世纪60年代的工作开始的。
索洛构建的增长模型很简单。在这个模型中，经济体可以通过储蓄部分产出来实现资本的积累。这些积累的资本会有两个用途：一方面它会被用于资本的“广化”，即为新增的人口提供资本；另一方面它则会促进资本的深化，即让经济中的人均资本存量得到提升。由于资本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所以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会运行到一个均衡：资本的深化正好等于0，新的储蓄全部被用于资本的广化。在均衡状态，经济体中的人均资本，以及对应的人均产出都会保持固定不变，经济体中人们的生活水平会保持不变。
那么，什么决定了均衡的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产出呢？
在索洛模型中，它取决于几个因素：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人口增长率越高，就需要有更多的资本用于“广化”，因此它会让均衡资本存量降低；更高的储蓄率则会带来更高的资本积累，因此会让均衡的资本存量更高；更高的技术水平可以用同等资本投入得到更多产出，从而产生更多积累，因此也会让均衡的资本存量更高。
根据索洛模型的预言，一旦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这些因素给定，无论经济体的起点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人均资本水平和人均产出都会向均衡水平收敛。由于从经验上看，经济体的人口增长率和储蓄率通常会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不变，因此最终决定经济体均衡发展水平的变量就只有一个——技术，或者更确切地说，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
索洛模型虽然简单，但却抓住了增长问题的要害——TFP，才是理解“国富国穷”的关键。后来的很多实证研究都证明了这点。例如，由霍尔和琼斯进行的一项跨国比较研究表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组和最贫穷的国家组的人均收入相差32倍，但如果排除了TFP的差异，这种差距就会缩小到4倍，TFP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索洛模型也并非完美无缺：一方面，索洛虽然让人们认识到了TFP在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告诉我们它是怎样决定的——事实上，在索洛模型中它完全是一个外生变量。另一方面，一些经验结论也和索洛模型的预言存在冲突。例如，根据索洛模型的预言，各国的经济水平应该向稳态收敛，穷国和富国之间的收入应该会趋同。但实际上，不少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一直在持续增长，而穷国和富国之间的趋同似乎也并不明显。
大约在1980年前后，罗默就开始对索罗模型存在的上述问题开始了反思——当时，他正从王后大学回到自己的本科母校芝加哥大学，开启在那儿的博士研究生生涯。经过了数年的思考，他对于增长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个解释后来被写成论文《规模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于1986年发表在顶级的经济学刊物《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
在这篇经典的论文中，罗默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的概念来对持续的增长进行解释。在传统的经济学中，投入要素的规模报酬通常被假定为是递减的。例如，资本或劳动力投入越多，其在边际上的产出就会越低。这样的特征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过程最后只能导致人均产出的均衡，而不会出现持续增长。但如果有某个要素的规模报酬是递增的，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它的积累将会导致持续增长的产生。
那么，这样的投入要素是否存在呢？
答案是肯定的。这种要素就是知识。从经济学角度看，知识是一种公共品（Public Good），是非竞争（Nonrivalry）、非排他的（Nonexcludability）——一个人使用知识，并不妨碍别人使用知识，同时每个人也无权排除他人使用和自己一样的知识。当这种要素被作为投入品用于生产时，它就会产生强大的正外部性，从而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出现。一旦有了规模报酬递增，持续的增长也就成为了可能。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因此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可能会导致知识生产过低的次优结果。因此，从政策角度看就需要政府对科研、教育增加投入，从而保证有足够的知识被生产出来。
在1990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内生技术变迁》（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中，罗默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在这篇论文中，他构造了三个经济部门：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研发部门，以及生产中间品的部门。研发部门负责生产知识或创意（idea），并将其卖给中间产品部门，而中间产品部门则产出耐用资本设备并将其租给最终品生产部门以获得租金，最终品生产部门负责生产经济体中的最终产品。很显然，要让经济体的增长顺利进行，就要合理安排在三个部门中投入的资源，包括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在罗默的论文中，人力资本指的是熟练劳动。）在这个框架下，就可以讨论很多政策性问题。举例来说，在这个模型中，研发部门生产的知识是具有外部性的，其社会收益和其给研发部门带来的私人收益并不一致。在罗默看来，为了鼓励研发的进行，就需要尽可能消除这种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值，因此引入专利、版权等一些激励手段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以上两篇论文的思路，主要是从知识（knowledge）和创意（idea）的外部性角度来看待规模报酬递增，并用它来解释长期增长。在1987年的另一篇短文《以由专业化引起的规模收益递增为基础的增长》（Growth Based on Increasing Returns Due to Specialization）则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规模报酬的产生。对于专业化的强调，其思想渊源至少可以追述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斯密就曾用制针厂的例子来说明分工和专业化的重要性。但在很长时期内，这一重要思想却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或许杨格、舒尔茨是少数的例外）。在这篇短文中，罗默在一个垄断竞争的框架下对这个重要的思想进行了重要的表述。利用数学模型，他向人展示，如果生产的专业化（表现为经济中中间产品的增多）会导致规模经济的出现，进而让持续增长变为可能。尽管这篇论文只有短短几页，但其中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既然专业化可以导致规模报酬，从而造成持续增长，那么国与国之间通过专业化，然后进行贸易，就有可能造成各国之间的共同繁荣，这一观点为从国际贸易理论去思考增长问题奠定了基础。
尽管在今天看来，罗默的这一观点是十分显然的，但在当时，它却是具有革命性的。对于习惯了传统经济学中“规模收益递减”的人们而言，罗默的这几篇论文无疑是对增长现象的“疯狂解释”（Crazy Explanation）。不过，也有一些人很快认识到了罗默这些工作的价值，并加入到他的阵营当中来。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罗默的博士导师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从国际贸易角度研究增长的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和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以及继承了熊彼特创新思想的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霍伊特（Peter Howitt）。和罗默一样，这些人都试图从各个角度去对增长的动力给出“内生化”的解释。尽管这些人的工作各有侧重，但由于其“内生化”增长动力的共同特点，人们通常把他们的理论统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3、下海经商，企业家精神被唤醒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内生增长理论成为了宏观经济学，甚至整个经济学的显学。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内生增长理论风头最劲的时候，它最重要的创始人罗默却在这个时候逐渐淡出了学界。有一段时间，他很少发表文章，也很少在学术场合抛头露面。
罗默去哪儿了？答案是，他下海了！从1996年，罗默开始在斯坦佛商学院任教。或许是整天和来自商界的学生打交道，罗默内心的“企业家精神”被开始逐渐唤醒了。他发现，提供网上教学服务似乎是一个赚钱的商机，于是就开始花费精力从事这项工作。2001年，他成立了Aplia公司。该公司提供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甚至生物学等各个学科的在线辅导，包括预习、复习、在线测试等功能。
对于这个提供“非竞争”，但却部分“排他”的知识产品的公司，罗默本人看来十分上心。在很长时间内，他放下了自己手里的全部工作，专心当起了公司的总裁。按照这样的故事走向，罗默看来会发展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但是，他似乎又和大家开了一个玩笑——2007年，他把自己的公司卖给了Cengage Learning，结束了自己的企业家生涯，因为接下来他要开始忙另一件大事了！
4、再次轰动学界：批评数学在增长理论中的滥用
罗默再次轰动学界，是在2015年。但这一次轰动，并非是因为他又提出了什么新理论，而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吐槽文”《数学在增长理论中的滥用》（Mathines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在这篇论文中，罗默痛心疾首地表示，现在的增长理论中用的数学太多、太滥了，而对于逻辑性、思想性的重视则不足，与实证证据的连接也比较缺乏。有意思的是，在文中，罗默指名道姓地把好多位大师作为数学滥用的典型来加以批判，其中不仅包括诺奖得主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风头正劲的皮凯蒂（Thomas Piketty），甚至还包括自己的博士论文导师、宏观经济大师卢卡斯！正可谓弹无虚发、刀刀见血！
抛开那些师徒反目的八卦，其实罗默的这次吐槽是很有价值的。尽管这些年经济学的发展很快，但正如罗默所言，现代经济学可能花费了太多精力在形式化上，而忽略了对更为根本的、思想性内容的追寻。这种削足适履的发展显然是不健康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数学对于经济学来说确实是一个十分好用的工具，因此如何用数学、用好数学，恐怕还需要经济学家们根据自身的禀赋进行更好的权衡（trade-off）。
5、首任世行首席，经验略显不足
据说在2008年时，世界银行曾经邀请罗默出任首席经济学家。但当时的罗默正在致力于自己的“宪章城市”实验，同时帮助自己的老爸为奥巴马竞选连任，因此就拒绝了这个邀请。世行无奈，只得转而邀请林毅夫担任首席经济学家。
不过，世行好像一直惦记着罗默。2016年，它再次向罗默扔出了橄榄枝。这次，罗默答应了。2016年7月18日，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宣布，罗默将接替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出任首席经济学家一职。同年9月，罗默正式走马上任。与历位学院派的前任相比，罗默这位做过研究、经过商，同时又有狂野梦想的继任者显得更有棱角，也更能带给人们想象空间。究竟他能不能向世行的领导们当初预想的那样，更好地促进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投入，可能由于时间尚短，我们还不得而知。但他的个性为其带来的麻烦却已经见诸报道——有消息称，罗默由于要求员工使用更简洁的书写方式，在报告或邮件中不能过多使用“和”（and）字，而遭到了世行员工的集体抵制——看来，这位曾经的天才学者、霸道总裁想要玩转世行这样的官僚机构，经验还是略显不足啊。
四、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理论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
纵观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涉及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及经济分析方法三大领域。获奖的经济学理论听上去高深莫测，实则与生活息息相关：
1、“锚定效应”
2002年，具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内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提出的“锚锭效应”是指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做定量估测时，会将某些特定数值作为起始值，起始值像锚一样制约着估测值。在做决策的时候，会不自觉地给予最初获得的信息过多的重视。
一个商品即使从来都没有顾客购买，价格的锚定效应告诉我们，在产品系列中放置一个这样的商品仍然是有价值的。
例如当一位顾客走进一家箱包店，打算购买一个行李箱。女销售员问他的心理价位是多少。
“大概是200美元吧。”客户说。
“这个价格您可以买到一款不错的行李箱。”女销售员回答
“但在我们仔细了解这个价格带的行李箱之前，请允许我向您介绍一下我们最好的一个款式，好吗？”女销售员问，“我并不是想要向您推销更贵的行李箱，我只是希望让您全面了解我们的产品组合。”
之后女销售员拿出了一款900美元的行李箱。她强调在质量、设计和品牌上，这真的是最顶尖的产品。然后她回过头来介绍这位顾客心理价位的产品，但同时让顾客了解一些价格稍高，介于250～300美元的产品。这个顾客会怎么反应呢？
他很可能会购买一个介于250～300美元的行李箱，而不是接近他原始心理价位的商品。900美元的行李箱模型所产生的锚定效应让购物者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
即使这家商店从来没有卖出一个900美元的行李箱，但仅仅因为它能够创造锚定效应，把它保留在产品目录中都是明智的决定。
2、 “博弈论”
2012年获奖者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罗斯的“博弈论”帮助纽约高中生解决择校难题，为美国医疗机构和医学院毕业生合理配对，还用于设计医院的肾脏捐赠系统，提高器官匹配率。
博弈，就是策略性互动决策。博弈论，是研究互动局势下策略性决策行为的理论。在一场博弈中，你必须考虑对方的选择以确定自己的最优选择，而对方也必须考虑你的选择来确定他的最优选择。你们当中的每一方，都试图尽可能地最大化自己的赢利。
在生活中，博弈无处不在。曾经有一个小孩子，家境贫寒，只好上街乞讨。令人奇怪的是，对路人的施舍，他只接受1美元，而不要路人给的10美元。
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傻瓜，10美元不要而只要1美元！这个消息传开了，更多的人都想见识这个傻瓜，他们纷纷掏出10美元和1美元来给小乞丐。小乞丐总是选择接受1美元。更多人都觉得很好奇，总是不断有路人来做“实验”。
后来，有人问这个小乞丐为什么那么笨不要10美元的钞票。小乞丐的解释是：如果我拿了10美元的钞票，那我就是一个智力正常的人，也就不会再有那么多的人用1美元来做实验看我傻不傻了。
原来，小乞丐不但不傻，简直就是聪明绝顶。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面临的是一个长期重复博弈。在目前的一个单期中，对他来说最好的行动是接受10美元而放弃1美元。
3、“心理账户”
2017年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行为科学教授理查德·塞勒提出了心理账户的概念。
心理账户是行为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于消费者心理账户的存在，个体在做决策时往往会违背一些简单的经济运算法则，从而做出许多非理性的消费行为。
同等数目的钱在人们的心中是有差异的，不同途径获取的钱会被存入不同的心理账户。同样是10万元，辛苦赚来的会花得小心翼翼，而意外中彩票得来的钱花起来就会更大方。
如果今天晚上你打算去听一场音乐会，票价是200元，在你马上要出发的时候，你发现你把最近买的价值200元的电话卡弄丢了。你是否还会去听这场音乐会？实验表明，大部分的回答者仍旧去听。
可是如果情况变一下，假设你昨天花了200元钱买了一张今天晚上音乐会门票。在你马上要出发的时候，突然发现你把门票弄丢了。如果你想要听音乐会，就必须再花200元钱买张门票，你是否还会去听？结果却是，大部分人回答说不去了。
仔细想一想，上面这两个回答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不管丢的是电话卡还是音乐会门票，总之是丢失了价值200元的东西，从损失的金钱上看，并没有区别。之所以出现上面两种不同的结果，其原因就是大多数人的心理账户的问题。
人们在脑海中，把电话卡和音乐会门票归到了不同的账户中，所以丢失了电话卡不会影响音乐会所在的账户的预算和支出，大部分人仍旧选择去听音乐会。但是丢了的音乐会门票和后来需要再买的门票都被归入了同一个账户，所以看上去就好像要花400元听一场音乐会了。人们当然觉得这样不划算了。
信息来源：科技智囊杂志社
文章来源：搜狐财经
